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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就有這樣的材料：京城衢巷狹隘，（真宗）詔右侍禁、閣門祗侯謝德權廣之。德權既受詔，則先撤貴要邸舍，群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請曰：“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吝屋室僦資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上不得已，從之。

    看看當時宋真宗親自下詔，要求拆毀侵街建筑，卻受到“貴要”大戶紛紛抵制，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然而，侵街現象過于嚴重，特別是“沮事者皆權豪”，使得志在廣街衢的謝德權以死相逼。其中最大的阻力正是來自當權者，當時侵街最嚴重的是原宰相夏竦所開邸店，知州周湛在整治時，被誣告擾民，以至于他被調離本郡，徙知相州。

    哲宗朝，給事中范祖禹曾上書宋皇帝，指出：“有司毀拆屋舍太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蓋屋，毀之不敢有怨”，以為無令過當拆屋，以免引發動亂和民怨，結果就是道路、橋梁被公私宅舍、商家店鋪等建筑物所占據，大大破壞了宋代的城市環境。

    南渡后，侵街現象與北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臨安城內的景象是“城郭廣闊，戶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檐，寸尺無空，巷陌壅塞，街道狹小，不堪其行”。后世有人曾言正是沒有“過當拆屋”，這才出現了兩宋京城繁榮的商業景象。但趙昺以為侵街的普遍存在，正是受到兩宋時期人們對金錢、利益過度追求的影響，繁榮了經濟的同時，但它卻造成了城市混亂無序的結果，以發展的眼光看是得不償失的。

    同樣治理河道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而按照趙昺的計劃是將已經淤塞嚴重的茅山河由明河改造成暗渠，當然也要經過清淤，并加以壘砌、加蓋，作為城市排水的主管道，然后將各處的污水通過支路匯集于此，集中排出城外。

    按照趙昺的設想，這條暗渠應作為世紀工程來做，內部要足夠的寬大，規制可與近代德國柏林的地下管道相媲美。平時暗渠可作為排污之用，遇到洪澇也能將城中積水排出城外，防止內澇的發生。當然在軍事上也可起到防敵水攻的作用。

    城市改造工程開始的同時，也要對居民區進行升級改造，首先就是將‘土井’變成‘瓷井’，防止水源污染。此外垃圾集中堆放、清運、街道的打掃等規制都要同時展開，并形成長期機制。而問題又隨之而來，這個時代是沒有城管的，那么趙昺還要考慮在八百年前建立這么一支‘偉大’的兵種。

    趙昺在為自己繪制的藍圖興奮不已的時候，但問題也隨之而來，首先群臣對這項耗資巨大，費力不討好的工程興致不高，且無人愿意領受這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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