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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調(diào)士兵，還經(jīng)常調(diào)士兵家屬前往其他地方。在魏國核心區(qū)域鄴城，就有一個特殊群體“士家”。這些人就像士兵的人質(zhì)一樣。士兵前往各地駐守，而他們的家人卻在鄴城附近居住。不僅如此，他們的戶籍不變更，家人世代從軍。這種制度，很像后來元朝的軍戶制度，這些“士家”除了居住在一起，通婚也是要在“士家”內(nèi)進行。

    為什么只有曹操實行錯役制呢？這個跟魏國所處的環(huán)境有關系。魏國建立，是通過兼并中原各個軍閥來實現(xiàn)的。東漢時期，中原人口、經(jīng)濟都超過其他地區(qū)。兼并過程中，軍閥袁紹、袁術、呂布、陶謙、劉表、韓遂、張魯這些人的降軍并不受到曹操的信任，所以才要將家屬與士兵隔離開才能確保忠誠度。

    再有，從黃巾起義開始，中原地區(qū)飽受戰(zhàn)亂之苦。人口大量減少，土地荒蕪。而曹操對于恢復生產(chǎn)相當重視。而人力，又是古代恢復生產(chǎn)最為重要的一環(huán)。所以，曹操經(jīng)常遷徙人口去開墾荒地，來恢復破壞嚴重的經(jīng)濟。所以，將家屬遷移也是防止人口與兵員流失的一個重要舉措。

    相比于魏國，吳國和蜀國的情況就相對簡單一些。蜀國自呂蒙“白衣渡江”之后，主要控制區(qū)域是益州，只有成都平原和漢中地區(qū)人口較為密集。吳國的控制區(qū)域雖然表面看有荊州南部和揚州、交州的廣大區(qū)域，但實際上只有長江沿線的幾座城市人口較為密集。所以，部曲制就被沿襲下來。

    不過，這樣做的風險也就相當大。因為一旦武將投敵，就是連根帶走。如果還是一方太守，那就直接連城帶人全部投降。步闡投降西晉，就是將整個西陵城都獻給了西晉，要不是陸抗平定叛亂，估計三國一統(tǒng)又要提前了許多。

    曹操的錯役法雖然嚴酷，但是對于軍隊忠誠度頗有效果。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毋丘儉的叛亂，“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nóng)民為之用。”可以試想，如果不是錯役法，淮南士兵如果也像吳國一樣家屬在本地，肯定會拼死抵抗。正是由于錯役法的作用，毋丘儉才只能利用本地新歸附的農(nóng)民作戰(zhàn)。

    此外，錯役法對將領也有一定威懾作用。司馬懿長期在軍中任職，但是，當他發(fā)動高平陵政變時，用的不是自己在西北的軍隊，而是自己陰養(yǎng)的死士。要不是曹爽被忽悠的當了“富家翁”，司馬懿估計自己也是相當心虛。除了司馬懿，還有淮南叛亂的諸葛誕也是一樣。

    錯役法制，對于維護曹魏的統(tǒng)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之后西晉也同樣沿襲下來。在之后的歷代王朝，錯役法的身影也時常出現(xiàn)在軍隊制度中。但是在宋朝卻因此項制度‘使得士兵與家人分離，治軍過于殘酷’而被取消。代之的是軍人可以攜家眷服役，并在軍營中專門建設房舍安置家眷，即便是軍隊更戍，家眷亦可隨軍行動。

    趙昺在進入江南實施屯駐制前就已經(jīng)下令，士兵不準許攜帶家眷，都指揮以上軍官才可家眷隨軍，但在出征之時不可以隨軍隊行動。起初他也只是因為財政困難，不得以采用這種方式，否則不僅要大量建造宿舍，調(diào)動之時還要顧及家眷，而那意味著一萬兵丁就要有至少兩三萬的家屬隨行，以當時的財政狀況根本負擔不起。

    隨著形勢的演變，這項制度正切合了實際情況，而服役期的縮短及三年一次的探親假也可以讓士兵們略解思家之苦，此項制度便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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