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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怯薛和侍衛親軍雖然都是中央宿衛軍隊，但在職能上有明確分工。怯薛負責皇帝的安全，掌管宮城和斡耳朵的防衛，一般不外出作戰。侍工親軍則既要負責元朝兩個都城大都和上都的安全以及“腹里”地區的屯守，又是朝廷用以“居重馭輕”的常備精銳部隊，隨時可以派出去作戰。

    隸屬關系上二者亦不相同。怯薛由怯薛長掌管，直接聽命于皇帝。侍衛親軍由各衛都指揮使司掌管，除東宮、后宮衛軍外，均隸屬于專掌軍政的樞密院之下。兵員征集上的差異也很明顯。怯薛成員主要來自蒙古各部，侍衛親軍士兵則不僅來自中原、江南的漢軍、探馬赤軍和新附軍，原來附籍在蒙古軍中的色目人和流亡的蒙古子女等，亦是重要來源。

    按照元廷的規定，充當侍衛親軍的必須是精銳士兵，總人數在二十萬至三十萬之間，其中漢人士兵約占三分之二。因此侍衛親軍成為元軍的中堅力量，取代了蒙古國時期怯薛作為全軍“大中軍”的軍事地位。但是隨著大宋的滅亡及大規模戰事的結束，侍衛親軍的軍事職能也隨之減弱。

    所以侍衛親軍的職能除了保衛京師、參加重要戰事外，又多了項屯田的工作。而侍衛親軍的屯田聲勢浩大，在元帝國很多地區都有，其中侍衛親軍在兩都之間的屯田很重要，規模也很大，朝廷為其撥發牛、種、農具，設立屯田官管理，進行水利設施建設，可奇怪的是效益卻不好，不但無法滿足各衛軍儲供給，還時常需中央的賑濟，撥付部分軍餉。

    國家給付生產工具，又有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可收入不夠支出，放在今天人眼里絕對是不可思議的，但曾在西北統軍的玉昔帖木兒十分清楚其中的門道。蒙古在成吉思汗時期就確立了軍政合一的千戶制，屬民戰時上馬為兵，平日下馬為民。千戶制的好處很多，而最重要的卻是省錢，國家平日無需出錢養兵，戰時士兵也是自帶武器、馬匹、裝備，基本上沒有投入，可以節約大量的國家資金，緩解財政壓力。

    在元朝建立后，忽必烈雖然對軍制進行了革新，可依然沿襲了這種制度，形成了新的軍戶制。蒙古軍作為國家的精銳，在大規模戰事結束后，大部分返回草原，遇到戰事，依然是傳檄召集，拉出來作戰。組建侍衛親軍基本使用了兩種不同的方式。

    一種是根據軍事或者政治的需要，由朝廷下令在指定軍隊內選調精銳士兵，集中到京城，編組成侍衛親軍；這里面也包括從原有的衛軍組織中分編出新衛的建置。漢人衛軍和蒙古衛軍的編組多采用此種方式；另一種是皇帝授權給某個有功之臣，由他來征集同族人或同類人，編組成新的衛軍；色目衛軍的組建多采用這種方式。

    前一種方式顯然是受到中原傳統軍事制度的影響，在中原立國的王朝大多從地方選軍入衛京師。后一種方式則是受到早期蒙古軍事制度的影響，用編組蒙古千戶的形式編組侍衛親軍，有功之臣可以自己征集下屬并實施管理。

    但是由于侍衛親軍中編入了大量的漢軍，難以如蒙古等游牧民族一樣的生存方式，需要大量的糧草補給和掙錢養家，所以需要‘養’，朝廷便制定了相關政策發放軍餉，還有臨時補貼、戰時津貼和戰功獎勵。比如“出差”，像押運餉銀、抓捕逃犯之類的，都算“出差”，就有的補貼，官兵有紅白喜事也有國家補助，戰時津貼則包括開拔前后給的行裝費、鹽菜口糧等雜項，打仗的時候，士兵的收入可以達到平時收入的數倍左右。

    這一切在玉昔帖木兒來看，朝廷的整個行為邏輯從根本上講，其實并沒有把侍衛親軍當‘兵’來養，而是當做‘看家狗’看待，平時喂剩飯，戰時扔骨頭，再對奸淫擄掠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能對付天下的‘亂民’了，至于說國防，那是不必考慮的，反正天朝有一副龐然巨獸的大架子，一般人還真不敢挑戰它。而國家也不會掏錢白養著，那么就讓他們屯田實現自給，以便廢物利用。

    而玉昔帖木兒卻看得很清，，任何一個政治集團都存在內部的分層，上層貴族由于擁有諸多政治、經濟特權可以有效變現。侍衛親軍中同樣如此，作為統治階層的蒙古人和特權階層的色目人可以恣意妄為，奪占屯田、侵占公產，奴役手下的官兵。而侍衛親軍的底層漢軍官兵，在朝廷軍戶制的約束下無力脫身，在上層的剝削下日漸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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