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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公文滿案，還有這么多看似不相干的奏表要處理回復，趙昺的‘工作量’是大大增加，每天可謂是廢寢忘食，也讓身邊的人，尤其是幾個老婆心疼，但又十分不解。因為這些奏表都是未經中書，而是直接從地方送入宮中的，也就是說與大宋上奏的制度有違，且這樣事無巨細都要奏一下的樣子，在他人看來更像是小皇帝自找麻煩。

    不過究其根本這麻煩還真是趙昺自找的。當初他初到這個時代就趕上了這個天下大亂的時代，憑著自己的小聰明和‘特殊地位’拉起了一支隊伍，并逃到了瓊州。其中雖有像應節嚴和江璆及鄧光薦、陳則翁這樣進士出身的高級知識分子。也有如蔡完義、蔡喬、黃顯耀及莊思齊等這樣的小官吏及小地主出身的人，可更多的是出身軍旅和草莽及底層社會的人。

    用現代的話說就是隊伍的成分比較復雜，整體素質不高，尤其是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不過在開始時并無什么影響，那時候人數少，大家又是聚居一處，有什么事情無論的公堂議事，還是私下里討論，基本無需動筆，即便行文也是簡單明了，就事論事，無非是用詞缺乏斟酌，看著有失文雅。

    但是隨著隊伍壯大，尤其趙昺繼承大統，行朝遷至瓊州，定府城為行在后，他也住進宮中。如此一來，大家見面的機會少了，且一切都正規起來，公文往來也亦要依照舊時的定制。隨遷而來的官員的文化素質要比帥府一幫人要高的多，且又多有官場經驗，這對他們來說不叫事情，對帥府一班人可就要了命啦！

    按照大宋的奏疏的規制，人臣對上行文須符合“奏議宜雅”的寫作要求，也就是要符合三綱五常的道德觀念和語言雅正的語體規范。于是公文作者要多引經據典，就是以此來表明自己所言援自古人，符合道統，起碼可以保證不出格，不失范，不容易被人挑剔或駁斥。

    同時在寫勸諫類文書時，常引用古訓良言以表明自己的觀點在道統的框架之內，符合“大道”。以此避免了君主有被冒犯之感，是柔而不犯的好方法。長久以往便形成制度，就如同最高指示一般，開篇必須要引用圣人之言，否則便無法成文。

    另外宋代文人推崇古人，喜歡引用古人經書中的語言來說明當下的問題，論證自己的觀點，這無疑更具有說服力，你的能力和學問總不能超越先賢，讓你無法駁斥。而作者也正是通過引經據典，援古以證今，是思不出位的構思方法，而使文章的論證無懈可擊，雖有‘綁架’之嫌，卻也達到了自己上疏的目的。

    由此大宋官場形成了固有的文風，公文大量引用經書，幾乎到了每篇必用的程度，儒家經書如《論語》《孟子》《周易》《尚書》《春秋》《禮記》《詩經》等都被反復引用。完全拋棄了漢代用經簡潔利落的特征，喜歡引用較長的文字，喜歡大量鋪陳，在說明同一論點時經常反復援引經文，同時對引用的文字大加闡釋、隨意演繹。

    還有一些作者為了翻陳出新，常常故意引用生僻的經傳語句，這就對閱讀公文形成了很大的障礙。總體來看，宋代公文的用經給人以繁瑣之感，同時也增加了理解公文的難度。這種用經方式弊端顯著，不僅有害文意，還妨礙公文的傳播。

    在趙昺看來，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公文作為實用文體，只有寫得淺切直白、干凈利落，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但是反觀宋代公文，其無節制用經的寫作方式，使得公文喪失了固有的價值，不利于公文效力的發揮。

    而從現實的角度來說，趙昺最直觀的感覺是看不懂。他前世只是個理工男，寫作水平本就不高，對古代典籍更是意趣寥寥，而這些奏疏在他看來都似名篇一般，其意深不可測，所以驟然接觸這么‘高深’的東西，為了防止出現誤讀，起初都是在幾位老師的輔助下完成的，而他弄懂后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廢話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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