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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愷一句‘錦囊妙計’玩笑話，卻在趙昺心中引發了一串漣漪，讓他陷入沉思。先說這‘錦囊’以自己所知在古代指揮作戰中是確確實實存在的，也并非諸葛亮所獨創，起碼其同時代的曹操就用過。其時孫權率軍進攻合肥。而之前曹操出征張魯時，就派人送函到合肥，并寫著“賊至乃發”。于是守將張遼等人打開曹操之函，結果里面寫到“孫權至，張遼、李典出戰，樂進守城。”眾將依照行事，真的大敗孫權。

    從軍事學角度上說，所謂“錦囊妙計”其實就是各種作戰預案，而隨著參謀體系的越發健全，作戰預案也就越來越多了，直到現代更是如此。那么，古代的“錦囊妙計”或者說作戰預案真的如《三國演義》里那么好用嗎？

    以趙昺來看，卻未必。首先，用“錦囊計”精確控制每一步作戰行動是不可能的。指揮作戰要盡可能及時、充分、精準地掌握前線信息，而古代戰場獲取情報的手段非常少，除了逐級上報外，其余全部依靠斥候，也就是偵察兵。偵察兵的速度十分有限，一旦戰場距離拉的比較開，偵察兵就無法第一時間送回情報。

    東西魏河橋之戰，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主力與東魏主力決戰，雙方戰陣沿邙山和黃河一線擺開，東西相距大概有一二十里。西魏諸陣之間斥候來往不便，信息報送出現了嚴重的延時。西魏軍左、中、右三軍無法掌握友軍的戰況，以至于當戰斗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刻，左軍主將竟誤以為中軍已敗而撤退，由此引發西魏全軍總崩潰。主帥親自置身一線，尚且不能確保準確掌握情況，更不要說主帥遠離前線時了。

    貞觀四年唐軍滅突厥之戰，名將李靖一邊輕兵疾進，一邊沿路擒捉突厥斥候，大軍到達陰山時，“遇其（突厥）斥候千余帳，皆俘以隨軍。”這一舉措，使得頡利可汗完全喪失對前線的控制，以至于李靖大軍進至可汗牙帳十五里，頡利才驚覺敵至。這也說明，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所有斥候都無法提供準確情報。但關鍵時刻斥候屢屢不可靠，也讓統帥不敢任性地給一線將領下精準命令。萬一掌握的情況不準，豈不是害了前線軍隊？

    南朝宋文帝劉義隆便是這樣的統帥。他身為皇帝卻指揮打仗，而且動輒預制方略遙控指揮，命令諸將嚴格依計行事，有些命令甚至具體到每一處城池如何進攻。數次元嘉北伐中，將帥們對文帝的“錦囊妙計”都頭痛不已，但又不敢不依令行事。宋軍與魏軍作戰屢屢失敗，文帝的瞎指揮難辭其咎。

    其次，《三國演義》中那種“錦囊計”未必真管用。《三國演義》描寫的錦囊計，大多用于出奇制勝那種。實戰中出奇制勝的招數到底有沒有用，是在兩可之間的。如果敵我雙方在戰役層面勝負之數已定，戰術層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變不利為有利。

    北周武帝滅齊之戰時，也玩過一出“錦囊計”。北周軍奪取北齊重鎮晉州后，第一階段作戰結束，武帝考慮到諸軍疲累，詔令主力退回關中暫作休整，而以大將梁士彥留守晉州。臨退前周武帝以計授之，說北齊肯定會以重兵反攻晉州，到時梁士彥一定要憑城堅守，以消耗北齊軍有生力量。

    后來北齊果如武帝所料，以十余萬大軍圍攻晉州城。然而武帝預料的消耗敵軍有生力量的局面沒有出現，反而是梁士彥幾乎頂不住北齊進攻，差點丟了晉州。危急關頭，武帝不得不放棄既定的“妙計”，急調主力馳援才勉強穩住局面。武帝之所以差點玩脫，正是因為錯誤地估計了戰場形勢，制定的戰術措施期望值過高。

    最后，真實的“錦囊計”只可能出現在戰略戰役層面。以兩個最著名的錦囊計為例分析一下。例如合肥之戰的曹操之函，與《三國演義》式的錦囊頗為相似。然而細觀逍遙津之戰的形勢，曹操與張遼諸將在戰前已取得戰役層面的共識，即憑城堅守、先機制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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