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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俢敕是被趙昺作為以法治國的基礎工作，但是由于蒙元入侵，典籍基本上散失殆盡，要想完成這項工作首先就要征集舊典并加以整理。因此這項工作艱巨又繁重，他指令劉黻專門負責此事，至今已經歷時近兩年，但進度依然緩慢，現下也只完成總綱的草案。

    按慣例草案修撰完畢，眾臣商討后定初稿，再行頒布廣泛征集意見，最后再交由皇帝審閱后定稿頒行。可劉黻和應節嚴在這個時候就交由自己審閱，不是不行，但是趙昺總覺得透著古怪，就像非年非節的有人給你送禮一般。加上他以為兩人是借機討論征西之事，但他們絕口不提，又令他有些失望。

    此刻劉黻說的又是老調重彈，講到了國家的行政系統。君臣有了分工，而君如何管臣，臣的人數那么多，分布的面那么廣，僅靠君王一個人是無法明察一切的，那就需要在官僚機構內部建立互相制衡的系統，而這個互相制衡的系統，相對于官僚行政系統就需要相對獨立地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完整的監控系統，以便有效地調節行政官僚系統的運行，這就是監察系統。

    可趙昺聽著聽著就覺得倆老頭兒此時與自己討論之事，好像醉翁之意又不在酒，似乎在給自己下套，但他一時也勘不破，只能耐著性子聽。但終歸心中有事，看著那尺把高的文卷，不知道要幾時才能說的完，不免著急起來。

    “儒家治吏，講的是倫理，靠的官員自律，兩位先生以為可對？”趙昺終于按捺不住，趁劉黻喝茶潤嗓子的空當插嘴道。他知道有需求便有人來思考和回答這方面的問題，進而歷史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而儒家講的是自律，他如此問自然也有對西征另遣重臣監督有不滿之意。

    “陛下所言不錯，但世人非圣賢，皆有趨利之心，非是僅靠自律便可解決，因而便需要有法及有司來加以限制和監控。”應節嚴在旁不慌不忙地答道。

    “司馬談在《六家要旨》中，引《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此與陛下常言的依法治國并不未杵。”劉黻也接著道，“儒法二家治國只是視角不同，觀念上有差異，但目標是一致的，從結果上看亦是相輔相承。而從圣王的角度講，只是不同時期有所側重而已。亂世的時候，為了治亂，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在治世，則偏重于儒家，強調人的道德修養。這一切都因時因地、因時而異，側重往往也只是一時的需要。”

    “嗯，兩位先生所言極是，繼續吧！”兩個老頭兒兩句話便將趙昺的話頭給打斷了，只能接著聽，可被懟了回來，不無郁悶。但他也知此理也對，儒法兩家在社會治理上各自的視角不同，服務的對象則是相同的，它們之間在觀念上有差異，各自的側重點不同，但殊途同歸。

    “韓非子在《外儲說右下》說：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綱之網。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此陛下想必也以知曉。”劉黻此時接著講道。

    “朕知道！”趙昺點點頭，有些心不在焉地道。早在瓊州，此節應節嚴和鄧光薦都給他講過，不過應節嚴側重的是圣王之道，鄧光薦則是君臣之道。

    他知道這里人主便是指君王；嗇夫，在古代是鄉官的稱謂，《管子·君臣》把嗇夫分為兩類，吏嗇夫和人嗇夫，其云：“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在漢代嗇夫也是鄉官的名稱，有的時候縣令也稱嗇夫，秦代有縣嗇夫，總之嗇夫是基層政權的官吏。

    韓非子這里講的是在嗇夫管轄的區域內有失火的事件，嗇夫要追究他失責的行為。失火以后，官吏自己去救火，那只是你一個人的個人行為，說明你做官還沒有到位，為官的責任是組織民眾一起去救火，他應該“操鞭使人役萬夫”，調動所有的組織資源去撲滅火災，那才算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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