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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朝缺馬伴隨了始終，但是趙昺覺得單純的將宋朝沒有騎兵的責任全推給“沒有馬場”，亦是片面甚至可以說不公的，說白了就是在更像是開脫。因為他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自身，尤其是統治集團對此的態度問題。

    歷史的西漢與宋朝驚人的一致，開國時也沒有馬場，其國力更是遠不如宋朝。但為對抗匈奴，由皇帝親自主持，舉國實行“馬政”，以各種方針甚至以爵位鼓勵養馬。在這種政策下，西漢舉國上下全力投入，民間到處養馬成風。因此才能在漢武帝時期積累起雄厚的實力，作到“馬匹之多充斥市井濫于山野”。

    而宋朝正好相反，宋朝政府尤其是皇帝從未鼓勵過民間養馬。宋神宗為改變現狀進行了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其中重要一項就是企圖恢復“馬政”鼓勵全民養馬。卻遭到官員甚至太皇皇太后等皇族的全力反對最終流產。究其原因其實很簡單：

    首先，中原沒有牧場，要養馬必然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精飼料。而當時漢朝養馬的精飼料是，粟也就是小米，可這正是當時中國平民的標準口糧。如果大量養馬，需要的粟將是天文數字，在經濟上非常不劃算；不過最重要的宋一直實行的是‘內實外虛’的政策，將預防內亂視為宋朝的基本國策。以致宋朝國防政策一向是內緊外松，官軍的主要指責就是鎮壓國內變亂。

    戰馬是古代最重要的戰爭資源，對國防甚至皇室統治至關重要，宋官軍全是步兵，對抗騎兵非常吃力，因此覺得馬必須掌握在官軍手中才睡的安穩。實施民間大規模養馬，就意味著大量馬匹必然被民眾掌握，一旦發生民變必然會被反過來對付官軍，這是官方絕對不能允許的。因此出于‘天下太平’的考慮，必然要全力阻撓馬政的實施。

    結果是犧牲了富國強兵的機會，以致國土淪喪將士死難，也導致包括馬政在內的整個王安石變法以失敗告終。所以說穿了，趙昺認為還是宋朝“重文抑武”的思想在作祟，缺馬更多的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趙昺選育戰馬的念頭應該說也是形勢所迫，畢竟缺乏戰馬則是將戰爭的主動權讓與敵手。而具體實施還是起于行朝遷到瓊州，尤其是他見識到瓊州的矮馬后這種念頭更為強烈，意識到依靠這些馬匹與敵對戰可以說不用交手就知勝負了。

    在前世趙昺就注意過盡管蒙古人號稱是馬背民族，可隨著機械化的普及，別說城市，就是鄉村也難得一見，而好馬更是成了奢侈品，成為富人的寵物和動物園的展品。而在國際馬術比賽、賽馬等賽事中卻都不見蹤影，在世界知名的馬匹中也少有蒙古人培育的作品。

    而他以為根源就是因為歷史上的蒙古人調教馬匹完全是為了把它當成生產和作戰的工具，而不像歐洲騎士還強調馬匹的社交功能。而蒙古馬在與其它馬種相較中也遠遠算不上良馬，即便是速度最快的蒙古賽馬，也要落后三成左右。蒙古人自然也清楚這種劣勢，他們的解決之道就是追求的是馬匹數量的最大化。

    即使馬的沖刺速度差些、耐力差些，他們也可以通過更換馬匹，利用馬匹的數量優勢挽回質量上的劣勢。同時在馬匹的負重上，蒙古人追求最小化，他們的鞍具呈雁翅，前豎、后平，馬鐙是圓形，馬鐙上有皮革，皮革內灌入羊脂遮擋風雨。一般不超過七八斤，便于騎兵縱馬奔馳。

    戰爭發生后，蒙古騎兵的馬匹有三個來源，分別是從牧民家中抽取、由朝廷直屬牧場供應、從民間購買搜管三個渠道。因此蒙古牧民要飼養大量的馬匹，供應自己和鄰居出征，因此在培育優良馬種上積極性不高。但是蒙古人在育種上不下功夫，不代表他們就不調教戰馬。

    蒙古的戰馬根據記載有以下優點，“千百成群，寂無嘶鳴”“闊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簡單來說就是吃苦耐勞、服從命令、還很守紀律，是馬匹中的“農民工”。

    在作戰時，蒙古馬并能做到馬上立假人，拖著樹枝木材揚塵，驅逐牛羊群沖擊敵陣等動作。還服從陌生人的指揮，蒙古騎兵出擊時，留守大營的婦女老幼都可以讓他們保持安靜。在騎兵的指揮下不但能完成兩翼側擊、迂回包抄等動作，還能忽聚忽散讓敵人摸不到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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