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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后世來人，趙昺自然知道宋代以后的事情。說起來在這個時代正式歷代實施羈縻政策的一個轉折點，說起來卻有些戲劇性，完成歷史轉折的卻是同樣一直被中原王朝視為蠻夷的蒙古人，而使他們能夠實現對南疆蠻夷的統治的工具，居然是驛道。

    在第二次蒙宋戰爭中，為了能夠避開長江天險，實現迂回到宋朝的腹背的戰略目標。忽必烈率蒙古大軍，自川藏交界地帶南下攻滅大理，將云南第一次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轄之下。為了使云南行省與內地相通，元朝先后修筑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烏蒙道和通往湖廣的普安道三條驛道。

    由于蒙元占領大理后將政治中心自大理遷往東部的昆明，一路東行、進入湖廣后，轉去往元大都的普安道地位愈加重要，而這條驛道，正好穿越了苗疆。至此才通過元朝修筑的驛道，南疆的整個風貌才最后進入中原王朝的視野。

    蒙元在奪取南疆后，始采用‘土司制’對新占地區實行統制。土司其實也非正式官名，而是對類似官員的稱謂。在趙昺看來土司制同樣是脫胎于唐宋羈縻制度，當然也使得兩者有著相似性，又有著特別之處：

    首先職位世襲，土官和中原王朝的諸侯王一樣，可以把職位傳給子孫，亦或是其他的親屬；其次土司在自己的領地內擁有比一般地方官更大的權力，在轄區內可自行任命屬官；再者土司在自己的領地內可以擁有一定數量的私人士兵、家丁和仆役，以維護自己的統治權威。

    當然，朝廷對土司也不是毫無約束，除了名義上的稱臣外，土司對天子還負有其他義務。土司要同海外屬國的朝貢一樣向皇帝進貢，這也可視為維持兩者君臣之盟的一種形式。另外逢改朝換代之際，土司要向新皇帝宣誓效忠，得到新王朝的承認和印信，才能延續政權的合法性。

    不過元代的土司制仍然不能視為成功，趙昺記的在元末紅巾舉義后，土司趁機擴張勢力，歸附地方軍閥或者干脆自立門戶，參與到元朝末年的群雄逐鹿當中。然而卻也因此惹了禍，因為土司在這次改朝換代的過程中表現的太過活躍，以至于被最后的勝利者朱元璋視為了獨霸天下的威脅之一。

    在中原王朝眼中，治理苗疆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將語言不通、不受官府或地方土司管轄的‘生苗’，改造成通曉漢人語言、向官府或土司納稅服役的‘熟苗’，使苗疆成為開化之地。為達到這一目的，明清兩代都煞費苦心。

    明朝建立后便利用西南地區的土司來征剿生苗、鎮守苗疆。而為了防范牽制土司，又在各個土司轄地周邊，設立密集的衛所、軍屯，形成犬牙交錯、相互遏制的局面。但到了明末，西南各衛所衰敗廢弛，明朝不得不大量征召土司轄下的土兵，以填補衛所虛空。可想而知，靠征用土司土兵來維持苗疆穩定，只會使土司挾苗自重，尾大不掉。

    到了后來為了專注于抵擋來自北方的威脅，明朝只得徹底放棄征服苗疆的打算，竟然想到用一道邊墻，干脆把墻外的生苗隔離在外。于是在遠在長江以南的湖南西部地區，修起了一道南起湖南、貴州邊界的亭子關，北至湘西州古丈縣境內的喜鵲營，途經鳳凰、吉首兩大湘西重鎮，全長三百八十余里，縱貫整個湘西地區的長城。可見明朝的統治者是多么無奈，實現統制又有多難。

    到了清朝，位于湘黔邊界，包括黔東南和湘西在內的苗疆，成為西南地區最后一片不受官府管轄的生界。歷代皇帝也是操碎了心，采用佂撫并舉，兩手都要硬的措施展開了征服。

    雍正時，苗疆大員張廣泗曾建議：為學習漢文、參與科考的苗人學童特批生員名額，以示獎勵。乾隆時則有明文規定：不許生苗參加考試，以示對熟苗的優待。而應試的熟苗，須注明新民籍，既與漢人考生區別，又方便錄取時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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