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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昺一直想通過系列的制度改革重新構筑大宋的國體，按說在白費待興之際是最好的機會，但是他發現難度之大不亞于在瓊州的吏制改革，那還是僅在小范圍內執行。而要想在整個江南大范圍的推開，就要面對更多的反對者，且政權更迭，戰亂剛剛平息，民心思定，國家也需要休養生息；軍隊同樣要擴編整訓，這時候在爭論聲推出體制改革，又怕引起動亂。

    跟著幾位師傅學了多年經典，趙昺清楚無論是古代的大經學家還是帝王，對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似乎只有一種解讀：《詩經》毛傳注解：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唐玄宗：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傷人，撓則魚爛矣。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鮮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連昏君宋徽宗也以為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歷史上各家解讀也是大同小異，不外乎上面這些說法。而說了半天都是言烹魚不能頻繁地攪騰，否則就會碎掉爛掉，不便食用。由此推及，治理國家不能煩擾民眾，否則無法成就大功業，就是治理大國不能頻繁盲目地折騰。

    在常人看來說得不錯，誰愿意吃一鍋分不清刺兒和肉的‘魚糜’啊，人們往往也都會根據自己的直接或者間接經驗，想當然地認為這不是明擺著的道理嘛！由此推斷出國家也是如此，當政者天天折騰百姓，老百姓不得安居樂業，社會怎么會能穩定？經濟怎么能發展？因此，大家都會不假思索地接受上述解釋，認為這道理既正確又深刻。

    不過趙昺卻要說一句，你肯定沒有做過魚。而肯定也有人不服，我們沒做過魚還沒吃過魚嗎？而他是做過魚，且是前世還度過一段近海先吃魚的日子，‘潦倒’的他自然也就沒有挑肥揀瘦的權力，逮著什么樣的吃什么樣的了。以他的經驗看，其實凡做過魚的人也都知道，大魚比小魚更怕折騰，更容易碎掉。

    你煎一條數斤重的大魚，跟做一條只有小拇指大小的魚比一下，就會知道兩者的區別。小魚體小肉緊，翻攪幾次沒多大關系，仍然能保持完好無缺。然而大魚翻動兩次就可能先斷成兩節，當然大廚和美食達人除外，再翻的話就……就看你想吃肉，還是想喝湯了。

    因而趙昺基本斷定老子肯定是親手做過魚的，而像唐玄宗和宋徽宗及一眾評論家都沒有這個經歷，他們對這句話的理解可能就產生了歧異。而偏頗正是忽略了句中兩個關鍵字——大與小，從而產生了不同的答案。在日常生活中，想吃大魚，一般一條足矣，至多兩條；但要吃小魚，就不能以條論，而是要論斤稱了，且一斤也要幾十條。

    在烹制大魚的時候，一條魚直接下鍋燉就好了。可小魚若是一條條的去做，不是腦殘或是閑的蛋疼，那就是密集恐懼癥，排出這些特殊人種都會將幾十條小魚一股腦的倒進鍋里。而在烹大魚時，你只用眼盯著一條魚就行了，且看得明明白白的，烹調過程相對比較簡單。然而烹小魚時，鍋里一大堆，你就必須適當攪動，照顧到眾多的小魚，讓每條小魚受熱均勻，不至于貼近鍋底的燒糊了，而上面的還是生的；此外湯汁也要浸沒所有的小魚，不至于有些魚味兒重，而有的卻淡而無味兒。

    所以趙昺以為這才是“烹小鮮”和“烹大鮮”的最顯著區別，也是老子比喻的精髓所在。如果老子就是想說明“治理大國不能折騰”這一道理，那么他的話應該是“治大國若烹大鮮”，因為這樣更加貼切，才能準確表達他的思想。然而事實上，老子卻用了“小鮮”來比喻，顯然他是另有所喻。

    趙昺以為若說“治小國如烹大鮮”，這也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國家就像瓊州那么大，照顧好了島上的子民，‘全國’的人也就基本都沐浴在皇恩之下了。然而治理大國就像烹制小魚一樣，幅員遼闊，庶民眾多，要照顧到每一個百姓，這樣難度就要大很多，當政者就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做出更大的努力，讓那些偏遠地區的百姓得到跟皇城根下的一樣的待遇，使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能得到適當的照顧。

    中國人向來有個傳統不患寡患不公，也就是現代人常說的仇富，而發展到一定程度便會引發社會矛盾，當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幾乎都是以人民揭竿而起，強行均貧富為結果，重新換了皇帝。趙昺前世當了一輩子屌絲，做夢都想去殺富濟貧，與他們共享發展成果，想想此時此刻的人也必然不會差多少，自己不為他們均貧富，人家就要替自己均貧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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