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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趙昺以為無論是歷史經驗，還是自己兩世為人的體驗，他以為社會成果應該讓每一個人感受到，并能公平的享受到。而當政者要作為維護公平的執(zhí)行者，避免有些人獲得暴利，窮奢極欲，另外一些人卻勞碌終日難以果腹。而要做的這些就要有一套合理的國家體制，有一套保障國家機器自發(fā)運轉的良性規(guī)則，而且這一規(guī)則能夠一以貫之，不因人而廢，因事而止。

    不過趙昺十分清楚自己的斤兩，從老子提出這種理論到自己前世總有幾千年了，其中不乏名士賢達及圣王明君，但仍然無法完美解決，能做到相對公平的人就可以叫做明君了，那個時代被稱為盛世。而要自己去做到，也只剩下呵呵了，雖然結果很沮喪，但他希望自己也能夠建立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讓百姓安居樂業(yè)，可這條路有多難不問可知，能走多遠也是未知數(shù)……

    在當下以士大夫為領導階級的社會，以德治國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國是霸道之途，而權術立國則是亡國之為已經成為共識。在他們看來以權術立國，一旦權術橫行就會把國家?guī)牒翢o秩序的混亂之中。這樣的國家，內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會驟然上升，到了無法應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滅亡了。

    趙昺覺得這很有道理，不過他以為這也因時而異。自己剛來的這個世界的時候兩眼一抹黑，還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備胎，自己若是不玩點兒心眼能行嗎？而隨后在極為復雜和危險的情況下若不耍點詭計，自己怎么能從中脫身？到了瓊州不搞點名堂如何能籠絡住人心，搞來錢財維持自己的小朝廷，抵擋住蒙元一次次的征伐。所以弄權已經融入了他的生活。

    不過現(xiàn)在地盤大了，人口多了，事情也多了，若是仍然靠權術來維護自己的地位和權力顯然已經不合時宜，所以趙昺以為自己已經度過了靠耍陰謀詭計來管理國家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也就是說自己靠‘黑’完成了原始積累，現(xiàn)在應該是漂白的時候了。

    那么是走王道之路，還是霸道之途，趙昺覺得王道之路那是治國的最高階段，而霸道之途就像是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社會主義一樣無法逾越，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復國之戰(zhàn)，以強制力統(tǒng)一思想向治國的最高階段過渡，達到國家這一組織系統(tǒng)能健康運作，自動調節(jié)完善，而不需要管理者過多地干預，達到“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

    趙昺當然知道這條路也是條艱難之途。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路諸侯為求自保紛紛變法圖強，但真正變革成功的卻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過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權術的羈絆，以至于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可見當國家的變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發(fā)生沖突時，倡導變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堅持原則，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變革成功的唯有后來商鞅在秦國推行的新法。當時，七國爭雄，秦國之所以能夠吞并八荒一統(tǒng)天下，正是因為商鞅為秦國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雖然歷史上褒貶不一，但卻是“正”的：有功則賞，有過則罰，都按照法律的規(guī)定透明地執(zhí)行，絕不玩弄權術、暗箱操作。最為重要的是，賞與罰，都能及時兌現(xiàn)，決不失信于民。

    治國以正，賞罰有信，是秦國在硝煙四起的戰(zhàn)國時代脫穎而出的關鍵。就連一直恪守德化、對法治頗有微詞的司馬光，也在《資治通鑒》中對商鞅大加贊揚。他說：商君雖用法苛刻，但身處亂世，詐力橫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僅憑這一點，足以治四海，平天下。可見儒家也不得不贊同法制對于戰(zhàn)時和建國還是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次日，文天祥將拘捕秦林鋒，改編威勝軍的計劃呈上，趙昺看后只將‘就地正法’改為‘押解回京，三堂會審’，其余只字未改，準其照此執(zhí)行。而這時各地州府得知陛下不能返京，將在鄂州過年的消息后，紛紛通過水陸將貢品送來，不過大家都知道小皇帝‘不愛錢’，因而送到的皆是各地特產，其中吃食又占了大半。

    趙昺下令將貢品分給各軍，同時下詔元旦舉行大宴文武，各軍指揮使以上軍官，鄂州州縣主官及五品以上文官皆在之列。皇帝在此過年可是鄂州從未有過大事，全城百姓無不感到驕傲，更感激大軍入城后秋毫無犯，而城中也未出現(xiàn)大規(guī)模戰(zhàn)事，紛紛捐獻慰軍，各處也是張燈結彩，有了節(jié)日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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