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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世人們談論起穿越，往往喜歡選擇宋朝，認為這是最好的時期；若是能過還有選擇的話又會選擇仁宗朝，以為這個時代政治清明，國家富強，即無外患，也無內亂。事實也確實如此，其被稱為中國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謚號為仁宗也不是白來的。

    宋仁宗十三歲時登基，做了四十二年皇帝，除去劉太后前期垂簾聽政的十二年，單獨執政三十年。這幾十年，只有同西夏有過階段性的戰爭，其余的日子可謂天下太平，是北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空前繁榮時期。在這時期君子滿朝，名相輩出。呂夷簡、文彥博、歐陽修、范仲淹、韓琦、富弼、杜衍、包拯等同朝為官，王安石、司馬光也嶄露頭角。更因為宋仁宗寬容厚道，喜歡納諫，所以這一時期各種思想異常活躍。

    而趙昺也曾十分迷惑在大宋在仁宗事情步入最為輝煌的時期，但其后為何又會出斷崖式的墜落，迅速從輝煌走向了衰落，其間除了出現幾次短暫的復蘇外，直至亡國再未能重現昔日的盛況。但在他當了皇帝后，不僅親自參與朝政，且通過不斷的學習及經驗積累，他卻發現仁宗創造了歷史上的輝煌同時，也為亡國留下了隱患。

    趙昺十分清楚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左、中、右之分，亦就會有爭斗。在太祖實施以文治國的策略后，新的士大夫階層開始崛起。這些人銳氣十足，在學術淵源、文章風格、稟性氣質和從政作風等方面都表現出新特點：因為初出茅廬，他們在政治上較少顧忌；又因多供職于臺諫、館閣，故每每自視清流，自詡為朝廷正氣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奮不顧身的行為特征。

    由于新晉階層在政治立場上帶有濃厚的人倫道德色彩，提倡正統，崇尚名節，敢于對現實發表批評意見，不但矛頭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志面前也具有相對獨立性。當內憂外患日趨嚴重時，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自然成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為體現士大夫政治傳統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以這批人在各個領域的活動為開端，宋代一貫的“右文”政策從此才具有了實質性意義：士大夫作為飽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階層，是體現文化統一性的決定性人物。他們既是王朝合法性的解釋者，又是輔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和禮法之治的實踐者。在強鄰環峙的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度發展具有更為現實的意義，有助于增強正統國家觀念、文化統一性和凝聚力。宋朝利用文化傳統的優越地位，與強鄰作持久抗衡。

    宋真宗時，自我夸耀式的封禪活動即已表現出這種沖動，仁宗以后則轉化為士大夫更為熱誠的對古典傳統的復興，這對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在這種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實踐中標榜恢復先王之道和賢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對上級和君主負責的同時，也要注重民本，關心民瘼，甚至倡言“民貴君輕”，提倡為政以德，強調官員自律。

    不過新進士大夫在政治舞臺上也暴露出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言論強于行動，目標重于手段，意氣多于理智；自負固執，我行我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易于結黨，結果授人以柄，也招來人主的猜忌；始則以朋黨自任，終則以朋黨相爭，是非混淆，敵我不分，雖一心想鏟除小人，卻易為小人所誤。彼等雖夙志以天下為己任，卻也為其仕宦生涯設下重重障礙，最終難以有所作為。

    在歷代人心目中，朋黨是圍繞私利而組成的集團，無道義可言。同黨之人為遂其私欲而不擇手段，肆意誣陷非黨之人，污染官場風氣，擾亂統治秩序。對統治者來說，朋黨現象是不祥之物，朋黨興則國衰亡。由于這種觀念已深入人心，無論何人，一旦被指為朋黨，不僅意味著政治生命的完結，而且也會在道義上背上惡名。因此，以朋黨之名攻擊政敵，歷來是官僚政治集團斗爭的可怕武器。

    在這種寬松的氣氛中，這些思想活躍的新晉士人階層卻對“黨”有了新的理解，便試圖打破這層禁錮，卻不知道自己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將黨爭這只魔鬼給放了出來。他們提出不僅小人有黨，君子亦有黨這一驚世駭俗的見解，最著名的當數歐陽修，他認為，君子行守道義，愛惜名節，如果君子們聯結起來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國上都更能相得益彰。

    而趙昺發現不僅僅是歐陽修一人有這種想法，如范仲淹、司馬光、蘇軾、秦觀等名士也有類似的言論，與以往的黨爭相比，宋代被視為朋黨者更注重道義之爭，并試圖扭轉傳統觀念，為朋黨正名。可見君子亦黨的觀念在已經在士人階層形成了主流，使的仁宗年間的朋黨之爭具有了新的內容和意義。它先是表現為新進士大夫為自身利益和抱負而與權臣之間展開的斗爭，繼而演化為新進士大夫內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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