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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朝在瓊州逐漸穩固時，每每有官員往來于兩岸，回來后趙昺為其江南形勢，皆稱淪陷區除了極少數甘心附敵的叛臣、漢奸外，廣大的農民、手工業者，士人及其他愛國人士，基于民族大義，為迎回皇帝恢復河山，紛紛自發或是有組織的投入抗蒙的斗爭中，只要皇帝振臂一呼便會有萬千百姓舉義來投，王師所至簞食壺漿來迎。

    一般這種話聽得多了，難免會相信，但是趙昺卻非那么好糊弄的，再者有事務局的探子們傳回的真實情況，使他能夠了解到江南的真是情況。他以為淪陷區存在的民間社會與入侵者之間的關系，并非絕對黑白分明的漢族與異族入侵者的對立，而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曖昧性。百姓亦非界限分明的愛國與賣國，應該是處于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

    不過這種現象并非到瓊州后才知道，而是早在由甲子鎮赴瓊的途中，攻克廣州時就有所發現。當時這一地區已經兩易其手，頻繁的戰爭和掠奪讓經濟基礎遭到了破壞。但是他發現泉州淪陷后，最先恢復的往往是商業，按說廣州本就是以商業立城如此也并不奇怪。可趙昺發現如此現象并不僅是為滿足民眾日常生活品的需求，而是當時經商已經成為很多人唯一的謀生手段。

    戰爭造就了大批的無家可歸者和失地的百姓及破產的手工業者。趙昺卻在市場上看到的除了傳統的貿易產品外，還有許多諸如衣服、被褥、布匹、餐具、家具、花瓶、銅器等等二手生活用品，不難想象其中會有少量的為生活所迫而出賣的自家物品，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物品大部分都是來自雙方士兵或暴徒劫掠而來。或許大多商販只是為了生存被迫經銷，但至少說明道德自律的傳統已然崩潰。

    在貨源阻滯的現實面前與生存優先的法則下，對上述行為道義層面的要求或許不宜過高，但如失去這兩個前提特別是以嫁禍他人或危及他人生存為代價的商業活動，就沒有任何可諒解的余地。這足以說明商人的逐利本性既不會因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更不受民族大義觀的制約，此亦表明即使是戰爭和苦難也不足以改變他們追逐利潤的內心，與蒙古人合作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說這些行為因發生于社會秩序極度混亂、商販群體魚龍混雜的淪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話，那么在帥府軍退出廣州后，蒙古人迅速接手了政權，并立即著手對這里的國際商貿活動進行恢復。為規范廣州的商業活動以便收取稅賦，元廷對商家重新審核登記并成立行會，他們的行為按說應能夠真實地反映其民族立場。

    而趙昺看到的只是貪婪和逐利，囤積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販運成為商業活動的主體，正常的市場交易也因商人抬價與反限價受到嚴重影響，表現出濃厚的投機色彩。當然這也與蒙古人的掠奪政策有關，他們為了得到更多的利潤以行政手段和特權強行征收高額的賦稅，造成淪陷區物資匱乏、貨源緊張，不僅未起到穩定經濟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業投機和走私買賣。

    接下來幣制轉換與中統鈔的濫發，造成物價持續上漲并加重了貨源緊張局面，商人不得不采取囤積和反限價對策，竟出現銷貨之多者，反不若銷路之少者有利可圖的現象。面對持續上漲的物價和日益吃緊的貨源，商家不敢將貨物輕易脫手，即便出手也要在售價中加進下次進貨時的漲價部分，并因漲幅難測又要加保險系數。

    如此輾轉相加，物價被進一步拉升，卻無人顧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簡而言之，淪陷廣州商人的投機活動，既有自保的成分，更不乏逐利的動機，趙昺唯不見他們對民族主義的考量。

    若是說商人逐利，見利忘義，不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而士人歷來被認為是社會中堅和民族良心之所系，其立場和行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他們之中在亡國之后其中有為國殉道者有之，但是在節操的棄與守的大是大非這個問題上，在國之存亡之際，大多數人還是做出了共同的選擇，在守節和失節兩極間走向了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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