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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有人說了，你傻啊！一個現代穿越過去的人不知道什么叫依法治國，對這些不作為、懶作為的家伙盡可以公務員管理條例將他們撤職，開出公職，甚至定他們個玩忽職守罪，讓他們吃幾年牢飯。你以為趙昺不想啊，那是沒辦法，無論是政治環境和理論基礎都不允許他這么做。不服，換個人來試試！

    要知道古代國家在未有法典之前，大都經歷過一個秘密法的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隱蔽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才有利于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而在中國春秋時期，子產決心打破這種傳統，他鑄大鼎將國家法律條文鑄在上邊，把鼎放在城中繁華之處向世人公布，并嚴格依法辦事，增加了社會的透明度，首開政務公開的先河，也是一次重大的普法宣傳和教育活動。

    這該是我國第一部公開的法典。但是由于子產鑄刑書打破中國歷史長期以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政治傳統，不可受到受到了一些貴族的猛烈抨擊。然而子產鑄鼎之事的價值不僅僅是頒布這些法律，可以說是拉開了中華法系的偉大序幕。

    春秋時期還有一個被后世稱為法家三大流派之一的開山鼻祖的申不害，其研究的是術，主攻方向是官僚體制的管理。其對韓國的組織機構進行了改革，也就是所謂的“循名而責實”的工作。循名責實實際包括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明確各個職位的職責范圍，避免職能不清和職能交叉；二是根據你的職位確定你的權力，按照職位職責考核工作成效，按現在的話來說建立工作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

    申不害認為，你有你的職守，你的職責就是干好本職工作，超越職守就是越權，就是違法。他的職守類似我們今天說的管轄權，我們現在的管轄權分為級別管轄、地域管轄、部門管轄，估計申不害當時也有這樣的一套制度，界定每個層級、每個部門、每個區域的職權范圍。申不害通過強化吏治，推行工作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有效提高了國家政權的行政效率，使韓國顯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局面，但仍然沒有能夠善始善終。

    趙昺覺得若是中國若是能沿著法制的道路走下去，也許中國的封建社會體制早就被打破，不會等到二十世紀，還是半封建社會形態了。而歷史不容假設，在自漢武尊儒以來，儒教成了唯一的正統學說，孔子的一句話幾乎成了論儒法利弊的至理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而隨著國人受儒禮熏陶已久，對法家誤解越來越深深。法家更是被歷代儒者描述為刻薄寡恩之流。

    事實真的如此嗎？法家真的那么壞，儒家真的那么好嗎？其實此時的趙昺最清楚，對自己來說還是儒家好。為啥呢？從本質上說，儒家和法家的出發點都是維護中央集權的，兩家也都企圖限制最高統治者的權力，避免君王為所欲為。儒家給國君粘的緊箍咒是天道，君主要順應天道，仁政愛民。而法家給國君戴上是法律的枷鎖，君主要懸法而治、奉公去私。

    如果你是一國之君，是要不傻，愿意用法家還是用儒家？相必多數人會選儒家，儒家把你吹捧為至圣先師，道德楷模，你不暈菜才怪，而儒家給你限制只是根伸縮性極強的松緊帶。所謂的天道，也真有天知道，除非你犯了大逆不道的事，天道幾乎不會管你的。

    反觀法家就不那么識趣了，法家說你皇帝也一樣，不是什么真龍天子，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魚蝦而已。你能統治國家僅僅是因為你生得好，聽到這你一定氣暈了。更要命的是法家時時念著法律的緊箍咒，說法律不能隨意修改，無論你高興與否都要按法律辦事，即使是不大不小的事也要依法辦理，你要做守法的楷模。

    想想用儒家，你可以恣意妄為，朝野上下都將你奉若神明，天天萬歲喊著，好東西供著，放個屁都能被當做金言玉律；而法家不但不敬著你，還把你從神壇上拉下來，頭頂上還懸著把法律的利劍，說不定哪天就會將你罷免。如此答案就簡單了，這當然也就是為什么歷代帝王選儒家的多，選法家的少的原因。

    趙昺學了這么多年的儒術，清楚儒家的可貴之處在于提出了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大同的社會理想，使社會與民眾有了高遠的目標。但作為治國之策卻有著不足之處，其是性善論的理想主義者，是以至圣先師的言論作為行事的標準，把道德作為法律使用，也是引禮入法。

    但是道德太過泛泛，比如要求公共汽車上必須給老幼讓座，否則殺頭，可是標準太高，一般人根本無法達到，于是偽善盛行，賄賂公行。翻翻幾千年的歷史不難發現，儒家治下除了偽善和人性扭曲之外，就是造假和賄賂公行。所以趙昺以為儒家只能作為個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卻不是治國之術。而歷代歷代也是儒法之道雜行之，興兵建國時實多為法家，守成多用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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