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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有城鄉差別一說，但更多的是指經濟和文化、教育上的差別。但趙昺體會到中國古代的城墻不僅是王朝、官府威權的象征，還是一種界線，一道城墻劃出了內外之別。在這種由雙重城垣環繞的“回”字形城市里，內城的城墻將君與民分隔開來，外郭城墻則將民與鄉野之人分隔開來。雖然城與郭未必表現為小城之外套外郭的“回”字形，郭也未必筑有土垣，而更可能利用固有山川地物加以聯結用作屏障。

    但城墻、郭垣的界線作用，卻是無可懷疑的。在城市地理中心的衙署區，很可能有倚山臨池，空曠寥落；而在城市地理邊緣的城門口、渡口碼頭，則可能車馬交錯、店鋪密集、熱鬧非凡；城市內部的空間分劃往往既不遵守土地利用的“經濟理性”，也不符合適應與生存的“生態理性”，所以趙昺確信對于大多數發展了一定規模城外街區的城市來說，城實際上主要被用來‘盛官’的。

    諸色官署公廨、營房及官員、士紳、衙吏住宅與園囿占據了城內最優越、最重要的位置，并構成城內街區的主體。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城內并不是最佳的居住選擇，因為它所提供的謀生機會較少，而生活費用又較高。城外則不然，相對低廉的地價、便利的交通、較低的捐稅以及與鄉村的廣泛聯系，都提供了更多的謀生機會。

    這就自然地形成了城內與城外的功能分野：城內主要是行政、文教與士紳住宅區，而城外則是商業、手工業與普通民眾聚居區。由此城內的商業設施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居住在城內的官吏、士紳及其他諸色人等，而城外零售店鋪則面向鄉村，批發商業則主要面向遠距離貿易。如此現象也揭示了城內商業與城外商業的不同功用，前者是城市經濟生活的組成部分，而后者則主要是鄉村生活與區域經濟活動的組成部分，用經濟手段無形的劃分出了階級。

    王朝國家通過營建以都城為中心的各層級中心城市，宣示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統性權威、突顯凌駕于臣民之上的國家權力，區分華夏與非華夏、化內與化外；城墻的安全防御功能固然不能低估，但它更主要的乃是國家、官府威權的象征，是一種權力符號。

    同時王朝國家還利用垣墻分隔城市的功能區與不同身份的居民群體，將某一或某些社會群體包括在城內或城市的某一空間之內，而將另一些群體排除出城市，顯然城市中的各種垣墻制造了一個個大小不等的、相對封閉的排他性空間，以達到控制的目的，而權力正是通過某些群體的空間壟斷以及將某些弱勢群體排斥到其他空間而表現出來。

    如此種種，趙昺斷定中國古代的城市及其形態和空間布局，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王朝國家權力的空間展布，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權力運作與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而并非自然的或必然的選擇結果。子城、羅城、附郭街區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制度的規定；功能分區的模糊化，中心與邊緣區的倒錯，只是符合中國式的權力理性。

    換句話說是權力制造了城市，制度安排了城市的空間結構。進而言之，中國歷代王朝都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營建以都城為中心的各層級中心城市，固然有很多具體的考慮，但最基本的動因則仍主要是借此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統性權威、突顯凌駕于臣民之上的國家權力，并在更大空間范圍和社會范圍內攫取更多的權力。

    在望海亭中趙昺發了半天呆，琢磨出了這么個結論，這也讓他想明白了自己在陵區折騰了那么長時間，殲滅了元軍的兩個萬人隊，可就像一枚落葉飄落到水中，根本沒有什么反響，即無愛國志士群起而應之，也無百姓捐款納物前來支援。反而是輕取了紹興府城，卻引發了震動，也知道是王師北還了，也知道皇帝親征了，態度轉換之快簡直讓人措手不及。

    趙昺現在想來，紹興府的‘陷落’不僅僅是一城的得失，而是標志著權力的轉換，如此說來自己過去的戰略選擇可能出現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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