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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現出社會百態的作品，依靠的是一個概念之下的眾生相，簡單來說，面對一個殺人案，不同人是不同反應，然后這些不同反應來折射出不同個性、不同家庭、不同教育、不同階層，最后拼湊出整個社會的百態。”

    藍禮說到這里，停頓了一下，注視著歐格斯，雖然沒有得到認同卻也沒有激發反對，可以看得出來，歐格斯已經擺正了心態，真正敞開心扉來傾聽他的想法，事情總算是越過了第一個門檻，藍禮這才接著說下去。

    “那么，現在’龍蝦’就只有一個概念，也就是這個殺人案，卻沒有那些人物。又或者說，這些人物與整個概念是沒有辦法掛鉤起來的。我所講述的是大衛這個角色，但同時也是酒店和森林兩批不同的人物，還是大衛最后愛上的那個女人。”

    “讓我們這樣看待：酒店所擁護的制度，森林所擁護的理念，大衛和女人所分別代表的人群，全部都是來自這個社會制度之下的衍生物，而他們的不同性格、不同態度，則呈現出了整個社會的不同側面。但現在，那些差異全部都看不到。”

    “首先，酒店和森林的對立制度，其實是同一個體系，只是一個支持家庭，以至于不管什么形式的家庭都支持；另外一個支持獨立，然后不管什么形式的聯合都要破壞，這是兩種極端，形成了整個扭曲的狀況。這本身沒有問題，正如你所說，不同的人置身于同一個背景下，卻能夠衍生出不同的性格與狀態，這也是電影所需要探討的。”

    “但現在，劇本對于大衛和女人的設定卻是模糊的，他們無法支撐起這個’社會’的設定，好像是支持酒店又好像是反對，好像是支持森林又好像不太滿意，這種模棱兩可的設定，根本無法與社會聯系起來，更不要說什么批判或者反思了。”

    “你希望能夠呈現出多元化的反思？沒有問題，那么你就必須從男主角和女主角入手，他們身上到底折射出了多少社會的影響，那么觀眾就能夠接受到多少。所以，我才說，要么就是改變森林的設定，將它放在社會的對立面，就好像’饑餓游戲’那樣，設置兩個對立面，沖突起來，那么創作者所期待的反思就變得無比清晰；要么就改變兩個角色的設定，通過他們的選擇與決定來折射出社會框架之下所產生的結果——那些畸形的結果。”

    滔滔不絕的話語真正地將整個故事的核心理念全部剖析開來，然后最終又回到了原點：這才是藍禮提出角色設定的肯定原因——不是為了方便他自己出演，而是確立整個故事的核心立意。

    歐格斯始終沒有插話，而是細細地、認真地側耳傾聽著，毫無預警地說了一句，“所以你接受過編劇課程嗎？還是導演課程？”

    “……”藍禮也難得一見地微微張開了嘴巴：這不是重點，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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