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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二天，大家分頭忙亂起來。

    吳大鵬先找好了牙郎，要領著他和萬士達去聯系日本商人和高麗商人。

    其實就是其它什么地方的商人也行的，這個是必須要接觸的，讓牙郎領著去找總比自己去找強。

    他們需要大量的海外之地的農民，特別是在他們還不把農民當人看的時候。

    如果沒有農民的參與，開發臺灣的臺南平原是一個笑話。

    吳大鵬一點也沒有人種歧視的意思，因為大宋農民更適合后期開發工作。

    大宋的雙季稻種，確實是從占城傳來的，但是，從大宋雙季稻的畝產在一般情況下能達到二石左右的水平看，大宋農民更適合精耕細作，而不是野蠻開發。

    事實上，吳大鵬事先已經向牙郎確認了一下，問他能不能雇傭到日本農民或是高麗農民。

    那牙郎是一個中年人，經歷不少，專門給別人的各種生意牽線搭橋，特別是買貨雇人之類的。

    其實女人也有從事這一行的，就像《水滸傳》里的王婆了，她就靠著這些雜趁養口，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

    那牙郎說：“某雖然沒有聽過要雇傭倭國農民的事情，但是想必不難。許多大戶都找過倭國使女來用，農民嘛，也應是可以……”

    大宋時朝，江浙地區尤其是明州、泉州等地有大批商人到日本貿易，往往為了等待信風要在日本停留半年以上。

    這時的日本尚流行走訪婚，晚上任何男人進入某個村莊，村莊里的女人都會開門延納，何況是外國人，這讓她們感覺更新鮮更好奇。

    更何況這些外國商人都很富有，不僅不會空手而來，而且比日本男人更溫情脈脈，所以宋朝寧波等地的商人來到日本，走訪當地的女人，和日本婦女結婚生子是司空見慣之事。

    但是這大多是包**的性質，至于說可不可能扶正，看大宋商人的心情了。

    當然，也有隨船而來充當外來妹的，可以掙到比在日本多多的工錢，若是有大宋人收留，就留下來，若是找不到接盤的，就回家鄉。

    好在“大和民族也不計較血統問題”，當時的鄉村和庶民家庭仍然保留了不少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孩子等于是村落共同財產，誰當父親都無所謂”。

    這里有一個度種的事情，想必是真實的。

    當年大宋人周輝偶然碰到一些漂流到中國的日本人，他順便詢問了日本的風俗，并記在他的筆記里：

    輝頃在泰州，偶倭國一舟漂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之。

    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

    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裸病人就水浜，杓水通身澆淋，面面四方呼神請禱即愈。

    婦女悉被發，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

    他所云，譯亦不能曉。

    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邇便風以歸。

    如此說來，“度種”即借種生育，對于當時的日本人來說的確是非常可能的，就像那面世界不少中國女人爭著找老外一樣，因為那時中國經濟文化遠比日本發達，中國人自然是“優等”人種了，度中國人之種自然可以改善日本人之種，在被人輕視的日本庶民看來也可以提高他們的身份。

    前文說過，這個時期日本正是鐮倉時代，武士階層正式登上了舞臺。

    日本在農業經濟上也發生了變化。

    原先莊園內的大名主、土豪，成為了幕府的地頭。

    他們倚仗幕府的勢力，居住在莊園內，代表莊園領主管理莊園。

    莊園領主把莊園的一切經營全部托于地頭，地頭每年向領主繳納一定的年貢和租稅，這種形式稱為“地頭請所”。

    由于莊園領主們經常會為了“請所”而產生激烈紛爭，因此鐮倉中期以后，又出現了另一種稱為“下地中分”的經營方式，即把莊園耕地和莊內農民分為“地頭分”和“領家分”，地頭斷絕與領家的一切關系，完全獨立于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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