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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的好?！?

    潘正煒感慨道：“你能有這樣的胸懷，這件事也就成了一半，不過你想好從哪方面入手嗎？”

    廣東工商界千頭萬緒，也可以說是一盤散沙，想要從中找到線頭并不容易。

    趙源毫不猶豫道：“自然是十三行?！?

    潘正煒緩緩點頭，臉上露出了一絲沉思。

    廣州十三行固然已經日趨沒落，但此時卻未嘗不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當然，趙源想要從十三行入手，就必須要足夠了解目前廣州十三行所面對的內外困境，這樣才能真正找到解決的辦法。

    在潘正煒看來，主要有兩方面的緣故，一是粵海關對于行商的壓迫和責任轉移，二則是鴉片戰爭以來越發強勢的外商集團競爭。

    康熙二十三年，清廷正式開放海禁，特設粵、閩、江、浙四海關，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就關閉了其中的閩、江、浙三關，僅僅留下了粵海關對外貿易，而在鴉片戰爭前，粵海關并不直接管理來粵貿易的外國商人，而是通過特許商行十三行進行管理，這也奠定了十三行的特殊地位。

    當然，隨著鴉片戰爭結束后，十三行壟斷對外貿易的制度被廢除，也就使得十三行失去了最大的優勢。但與此同時，粵海關對于行商的敲詐勒索卻始終沒有停止，其中更是涉及到多種名目。

    首先，粵海關常常借征收稅餉及“規禮”名目敲詐勒索，其中名目更是多如牛毛，比如1801年，粵海關勒令加征貨物稅餉有294種，同年，行商每年備貢銀由5.5萬兩增至9.5萬兩，連嘉慶皇帝的五十歲大壽，行商也需要進貢12萬兩壽銀，60歲大壽須進貢13萬兩壽銀；

    其次，粵海關針對行商們定下了一百多項規禮，其中各項規禮加起來就多達十余萬兩，以致于后來英國商人洪任輝向朝廷投訴粵海關勒索“規禮”的腐敗行為，引起了廣泛的熱潮。

    再其次，粵海關還常常借捐款賑災的名義敲詐勒索，像曾經的粵海關監督佶山曾勒索逼迫行商第一首領、萬和行的蔡世文破產，以致于蔡吞服鴉片自殺，就連后來潘家也被勒索過，要求行商首領潘有度毫無理由的捐款五十萬兩銀子。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怡和行首領伍秉鑒，為了求得一份平安，接連從1801年至1843年，不得不向官吏賄賂和送禮，前后共達一千六百余萬兩，甚至在鴉片戰爭結束后，還被勒令舊行商償還條約規定的外商債務三百萬兩，其中伍家就要單獨承擔一百萬兩。而在伍家出了這一筆前后，粵海關卻仍然沒有放過他，繼續勒逼伍家償還煙價余款，導致伍秉鑒含恨而亡。

    可以說，這樣長期持續的敲詐勒索在行商中是時長發生的，行商們為了保住身價財產，甚至還創設行傭基金，即從各行商進出口貨物交易中抽收款項，專門用來應對官府的勒索，而這一筆銀子后來又被官府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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