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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倫無言以對。

    “有罪必罰”是法律的基礎原則,        你讓他說為什么要廢除死刑，他其實說不出個所以然，說什么人權啊都是屁話,        總體來說就是刀子沒有割在自己身上不疼而已。

    想了想，張文雅又在備忘錄里加上“同情心”這個概念。同情心是給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屬的,        罪犯從犯罪行為開始實施的那一刻就自動失去了被他人同情的權利,        侵害別人人身權利的罪犯不配得到同情。同情罪犯是人性的倒退,        是道德感的混亂。

    下午下班回家，將這份備忘錄給肯尼思看了。

    限制在十頁之內的備忘錄看起來也并不是很快，實際要點在于法律判例,        福爾曼案是1972年裁決的，到1976年七月，最高法裁決“格雷格訴佐治亞州案”,        批準判決格雷格死刑,        美國于是恢復了死刑判決。距今已經二十三年,        期間又有很多死刑判決。

    1980年,        最高法規定，在謀殺案中,        只有那些罪大惡極、有加重情節的罪犯才可以判處死刑。

    如何判斷“罪大惡極”和“加重情節”就成了需要論證的問題。

    福爾曼案的重點在他不是“主觀故意”謀殺受害者，他在一次入室盜竊中被失主發現，逃離過程中跌倒,        □□走火,        打死失主；佐治亞州地方法院以謀殺罪判處他死刑。

    反對死刑判決的大法官不是反對死刑，而是認為福爾曼被判死刑是“過于嚴厲”,        因為受害者是白人,        而福爾曼是個黑人,        如果福爾曼同樣是白人,        地區檢察官很可能只會以“過失殺人罪”起訴他。

    但張文雅認為，不用看福爾曼的膚色，也不用看他是否是因為失敗的盜竊升級為殺人，犯罪事實就是他殺了受害者，法院只應該考慮這個事實。

    “honey，我認為——你寫的棒極了！”

    “but？”

    “沒有什么‘但是’，很完美。”

    “你能保持客觀嗎？”

    “很客觀。這不是上庭辯護，不需要考慮別的因素，只需要闡述你的想法，你寫的很好，沒有需要補充的地方。honey，我為你感到驕傲。你學的很快，也已經掌握了法律的‘技巧’。”

    她小小的松了一口氣，“是嗎？我掌握了技巧嗎？”

    “差不多。”

    “我還沒有真正的上過庭。”

    “耶魯不是有模擬法庭嗎？”法學院從一年級開始就有模擬法庭，會邀請法官和執業律師來擔任法官，幾名同學充當訴辯雙方，其他同學當陪審團和旁聽，一切都按照真實案件審理過程走。

    “模擬法庭沒有那種緊張刺激的真實感。考過律師執照要多久才能上庭？”

    “最快可以在拿到律師執照的第二周。”

    她驚呼：“這么快嗎？”

    “有那種輕罪法庭，會審理的非常快，交通違規之類會在預審法庭或輕罪法庭，一名法官一天要審理幾十個案件，預審法庭審理的案件更多。”

    她忙說：“我還沒有去過預審法庭。”好家伙！八小時要處理幾十個案件，算五十個好了，也就是說通常一個案件的審理不會超過十分鐘。

    “沒什么好看的，預審法庭上很多人，法官通常脾氣不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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