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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羅馬教廷繼續強硬或是不怎么開竅，極有可能引發法國對教皇國的第二次武裝侵犯。因為當今的歐洲大陸，除了孤懸海外的英國外，沒有哪個國家敢于違背“歐洲征服者”的意愿。

    　　就連忠心耿耿的瑞士近衛軍指揮官，魯道夫-弗利卿上校，以及庇護六世的心腹，紅衣主教史賓那，也在前法國特使絮歇的政治壓力下，不得不選擇主動離職，離開了梵蒂岡，離開了羅馬城。

    　　即便是這樣，即將從波蘭返回巴黎，而中途停留于柏林的安德魯執政官，還是認為雙方代表的辦事太慢了，無法體現他的個人意志與宏圖計劃。

    　　不久，第一執政就發出一份措辭嚴厲的《柏林敕令》，要求協商地址在1799年4月前，從教皇國的梵蒂岡，遷移到法國的巴黎。

    　　此刻，教皇國的特使團是以紅衣主教孔薩爾維為主。3月25日，12人組成的天主教代表團如期抵達了巴黎。

    　　在修繕一新的杜伊勒里宮，首席代表孔薩爾維同其他外交使節一起，受到了法蘭西第一執政官的隆重接待。

    　　而且，這位來自梵蒂岡的紅衣主教，第一次公開出現在杜伊勒麗花園時，在巴黎市民中頓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當天，第一執政就與遠道而來的紅衣主教在午餐后，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整個過程持續了4個多小時。

    　　一開始的時候，安德魯的語氣有些嚴肅，然而等到進入下午茶時間，征服者越來越變得和藹可親。但另一方面，隨著安德魯的態度的緩和，他的要求卻變得強硬起來。

    　　在接見結束時，第一執政直接催促孔薩爾維務必在五天內，簽署一個對羅馬教廷頗為不利的條約文本。否則，共和國就將停止談判，并借用法蘭西宗教管理委員會，來全面替代羅馬天主教。

    　　在三日后的一次接見中，安德魯用看似隨便的口吻，再度道出了同樣的決心。

    　　當孔薩爾維堅持要拒絕接納憲政派教士，重新回歸正統天主教的強硬立場時，安德魯輕描淡寫的笑著說：“大家都知道，要是一個人不能與上帝達成協議，那么他就會與魔鬼取得妥協了。”

    　　于是，紅衣主教就妥協了。

    　　憲政派教士，也叫做宣誓教士，與之對應的，是拒絕宣誓教士，或是叫做正統派教士。

    　　所謂的正統派教士，特指在法國大革-命中，拒絕按照1790年法國《教士的公民組織法》宣誓效忠國家而不是教皇的教士。

    　　這些教士在1793年9月出臺的《嫌疑犯法令》的判斷下，被武斷的認為是叛國者，一部分被殺害，或被迫流亡，或被驅逐出境；另一部分則選擇留下，并在轉入地下的教會中活動，以完成他們的衛道使命。

    　　那些懂得妥協的宣誓教士中，很多人也主動或是被動的參與到對拒絕宣誓教士的迫害。而且從1793年的下半年開始，隨著雅各賓派極左勢力的上臺，尤其是《嫌疑人法令》與《牧月法令》的相繼頒布，投靠巴黎的宣誓教士在法國政治與宗教生活中，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僅是勉強維系著，依然有上斷頭臺的風險。

    　　因此，如果羅馬天主教能赦免，或是忽視他們在那個“非常時期”犯下的罪責，大部分的宣誓教士還是愿意與不宣誓教士，再度合為一體，繼而徹底結束法國天主教的分裂格局。

    　　作為革-命之子，安德魯當然不能讓宣誓教士（憲政教士）主動認輸，因為會喪失大革-命對羅馬天主教的各種勝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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