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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另一時空，安德魯和他的“熱月政-府”提前了4到5年，解除了針對天主教會、神職人員的各項法律禁令。

    盡管在各省與中央兩級，設立了宗教事務委員會，但共和國的法律重新保障了教士作為自然人的人生自由與基本權利，至少不再將其視為“國家公敵”。

    但在另一方面，法蘭西的執政官拒絕接受少數議員提出的，赦免保王黨人和極端雅各賓派分子的提案。

    每次，當安德魯來到國民公會大廳發言時，他都習慣性的要將左右兩派的極端勢力拉出來一起批斗。而“勢不兩立”、“決不容忍”與“除惡務盡”等詞匯，在執政官的講演稿中頻繁出現。

    現實中的安德魯，與另一時空領導“熱月政-府”的巴拉斯等人不一樣，他擁有的強大軍事實力足以可以掌握巴黎和法國。

    這其中，部署在巴黎周邊的所有正規軍，主要為席塞爾將軍的憲兵第一師團和貝西埃爾將軍的近衛騎兵旅，其軍事主官都是他之前的部下和副官，而掌握憲兵司令部的佩里尼翁將軍也是安德魯忠實伙伴；

    此外，現任的巴黎國民自衛軍司令桑特爾，早在“牧月暴動”之前，就早早的投靠了安德魯；

    至于巴黎警察局，根本就是法蘭西執政官的發家之地，現任總局長德馬雷更是追隨安德魯的主要親信之一。

    在法國其他地方，西部地區處于奧什將軍的“3年強行撫平”之中，保王黨與**和的勢力日漸衰落；而北部與中部屬于安德魯和共和派的傳統勢力范圍，就連同西南部在康巴塞雷斯的引導下，也接受了巴黎政局的變化，“唯安德魯馬首是瞻”，主動向中央政-府交出了省區行政長官的任命權。

    唯獨東南方向的若干省份，依然有保王黨的勢力在暗地里活動，當然武裝反抗已沒有任何的可能了，充其量不過是在報紙上發發牢騷，或是準備在即將到來的“兩院選舉”中，給巴黎的執政官們制造一點小麻煩。

    保王黨人的上述行為，都在軍情局與憲兵隊的掌握中。等到時機一成熟，也就是意大利軍團與瑞士軍團展開軍事行動之后，就給這些人潑上一大盆污水，指控他們“勾結外國勢力，出賣法蘭西祖國”。

    正是手中掌握了巴黎和法國的內外軍權，安德魯可以肆無忌憚的將保王黨人和極端雅各賓派分子，拉出來一起吊打，而不是效仿歷史上軟弱無能的督政-府，搞著左右搖擺的“秋千政策”。

    由于缺乏必要的武力威懾，加之自身沒有足夠的權威，巴拉斯的督政-府一貫優柔寡斷，習慣于看風使舵，在左派與右派之間來回搖擺，無法保證國家大政方針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

    在入選治安委員會后，康巴塞雷斯曾寫給憲法委員會的一封信，闡明了他對當下制定憲法的某些看法，尤其要求該委員會嚴格區分“1793原則”與“1789年原則”的不同性質。

    最初的時候，康巴塞雷斯委員的這一份工作函，并未得到憲法委員會的重視（那是前者曾被踢出憲法委）。等到安德魯站在國民公會的大廳，公開引用了康巴塞雷斯那份信函中的一大段話。

    “公民平等才是一個理智之人可以要求的全部。絕對平等屬于癡心妄想，如果想要實現這種平等，那么所有人在智力、德性、力量、教育和財富方面都必須是絕對平等的……我們必須由最優秀的人來統治，最優秀的人是那些受過最佳教育、最關心法律維持的人。

    然而，除了個別的例外，你只能在以下人員中發現這樣的人：他們有一份固定的財產，忠誠于財產所在的國家、保護財產的法律和維系財產的和平局面；財產和經濟安全使他擁有良好教育的機會，而教會則使他可以明智而準確的，探討決定國家命運之法律的利弊。

    而在另一方面，那些沒有財產的人必須憑借堅定的美德，才能關心那種不能為他維護任何東西的社會秩序，才能抵制各種向他展現希望的行動和運動……由沒有財產的人統治的國家，存在于自然狀態之下。”

    總而言之一句話，“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原則，在1795年9月下旬，國民公會通過了由憲法委員會擬定的一部新憲法，也就是《1795年憲法》。

    像此前的憲法一樣，它以《人-權宣言》為序言、但沒有提到出身平等和享受社會服務的資格、并以9項義務來平衡其列舉的22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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