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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在古代，君權在絕大部分時間里是高于法權的。

    法律之所以被君主制定出來，并不是用來約束君主本人的，而是為了更有效地對付臣子和領民的。

    正所謂：“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

    韓非子也曾說過：“君無術則蔽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布衣皇帝明太祖朱元章說得更為透徹：“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保ā睹魈鎸嶄洝罚?

    也就只有唐太宗李世民說過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話：“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貞觀政要》卷五）

    總而言之，古代的法度就是君主用來統治臣民的一種專制工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鄰近扶桑的大明歷來是一個“專制與人治”的社會，而不是“民主與法治”的社會。

    此言可謂確論。

    所以，在君主專制的社會中，法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非但約束不了君主，反而經常被君權所凌駕，甚至隨時可能被踐踏。

    “對了，父親大人?！鄙仙际匣⑼蝗幌氲搅耸裁?，隨即讓侍候在一旁的長尾彥丸將一份禮品清單放在了景定的面前。

    “這是？”景定將面前的禮品清單打開后，便發現上面所寫的禮品大都是奧羽兩州以及蝦夷地的特產:雄鷹五只、駿馬兩匹、昆布（海帶）十石、蝦夷錦一石、海獺皮一石、青魚干一石、海狗腎一百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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