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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有了阿桂和王杰的支持，雖然阮元超遷一事一直頗有非議，卻無人能誣告陷害于他。漸漸地，阮元的位置也就穩定了下來。

    不久之后，揚州也收到了阮元的來信，得知阮元超遷，阮承信和江彩自然大喜，一連慶祝了三日。只是想到阮元來信之中，提及俸祿已足家用，詢問江彩入京之事，阮承信和江彩還是有些猶豫不決。

    江彩考慮再三，終于決定和阮荃一起北上，畢竟自己和阮元是夫妻，夫妻分別多年，終是不合齊家之道。想來阮元俸祿已足，自己家用無缺，即便之前有過水土不服的經歷，這一次入京飲食上謹慎一些，想來也就能應對過去。阮承信聽了，也支持兒媳的想法。想著自己和阮元分別，更是有五年多了，自然也想著見見有出息的兒子。阮家家中很快計議得當，阮承信、江彩、阮荃和劉文如一同北上，阮家則交由焦循打理。

    這一日阮元收到揚州來信，言及江彩一行，已經出發，不日將到京城，自也欣喜。忽然聽楊吉進來，道：“伯元，錢先生來了，看他樣子，像是要離京了，說臨走之前，還有些話，想囑咐你一番。”

    阮元聽聞錢大昕來了，自然大喜，可聽楊吉說，錢大昕不日即將離京，也有些不解，忙和楊吉一同，迎了錢大昕入內，問道：“辛楣先生，學生這些時日，忙于南書房事務，未能及時拜訪，是學生的不是。只是不知先生為何，竟要離京而去呢？”

    錢大昕卻顯得異常從容，道：“伯元，我去館中后院，再與你說清楚吧。”阮元知道錢大昕可能是有些事，擔心會館前面偶有客人，不愿與他們言及，便在前面帶著錢大昕進了后院。錢大昕眼看只有自己和阮元二人，才開口道：“伯元，其實我當年來京城，原是想看著你和淵如考進士的。只是后來遇上一些老友，還是不能自禁，和他們多交流了些時日。再后來，皇上讓我到翰林院充任教習，我難以拒絕，但皇上知道我年老體衰，只約了兩年之期。眼下兩年之期已到，翰詹大考，塵埃落定，你也做了少詹事，和老夫當年掛冠之時一般。想來老夫也該放心了，這京城，也沒什么好留戀的了。”

    阮元知道錢大昕為人淡泊，不把官位爵祿放在心上，留在京城這許多年，可能也有與自己一見如故，希望精心栽培于自己的心思。這番話錢大昕不會說，但這個情自己要答謝，便作揖道：“學士與辛楣先生萍水相逢，得蒙先生賜教六年，先生雖非阮元座師，授業之恩，卻不亞于三位座師。眼下學生俸祿，已漸供得開支，自然當是學生報恩之時，若是先生有所不便，學生必盡心竭力，以報先生垂訓之德。”

    錢大昕微微點頭，卻不變聲色，道：“其實報恩與否，我從不在意的。可若是我今日之言，你能聽了，日后記下，在老夫看來，你便是報恩了。只不過報的不是老夫之恩，而是天下人供你讀書為官之恩，你可清楚？”

    阮元一愣，已知錢大昕之意，道：“學生清楚，學生衣食，皆是天下人耕織所得，學生自當勤勉為官，護天下人太平。”

    錢大昕道：“不錯，你能有這番思索，足見你善心未泯。只是這天下……唉，已經不是老夫年輕時那個天下了。老夫之言，或許你會覺得，是悖逆之言。可老夫心中，也總有些事不吐不快。伯元，你涉世未深，有些事，也是你應該知道的。接下來老夫所言，或許已涉大逆，你可還愿意一聽？若不愿意，老夫立刻就走，絕不打擾你分毫。”

    阮元道：“先生這是哪里話？先生身在書史，心憂萬民，學生向來敬佩，斷不致因先生之語，而稱先生悖逆的。”

    錢大昕道：“既然如此，這一番話就與你說了罷。伯元，你可知十六年前，我因何不再入仕，只是閑居家中，十年不再踏足京城？”

    阮元自然稱不知。錢大昕嘆道：“其實這番緣故，我早該告知你了。那是乾隆四十年時，我因丁憂之故，去職歸家，這原本是天經地義之事。眼看家居數年，即將服除，我原也想著守制終了，便回歸京城。可也就在這時，我收到了二云的來信，二云在五代史事上有些難于抉擇之處，前來請教于我，可他來信除了請教，卻又提及了另一件事。”

    “當時皇上在修《四庫全書》，開館納士，依二云的學問，自當名列其中。二云精于史部，不僅將乾隆四年殿刻的《二十三史》一一精校，列于乙部，更從《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中遍搜北宋薛居正遺文，最后竟將那早已失傳百年的《舊五代史》恢復了十之七八。老夫看了，自然為他欣喜。薛史早佚，便老夫之前，也未見得全本。二云修列舊史，成今日《二十四史》之名，實在是有再造之功。”阮元也知道邵晉涵這些故事，點了點頭。

    “可二云來信，卻不只是為了求教，信的最后，提到這樣一件事：皇上對這《舊五代史》輯錄，一直頗為上心，故而二云早早手錄一遍，獻與了皇上。可沒想過得幾日，皇上詔二云前去，竟問起二云，為何金章宗之時，竟削去此書之位，僅列歐陽文忠公新史一書？二云一時不明其意，歸家后細細看了，方知皇上意思。”

    “那《舊五代史》修于北宋之初，彼時宋人自以上國，視四裔為夷狄，故而行文之中，多有貶斥之語，言及契丹，多言‘戎’、‘虜’、‘犯’、‘盜’之字句。二云想起皇上之言，才知道這些字句，是入不得四庫的。其實歐史亦有此等字句，金人廢薛史，也未必是因戎虜之言。但彼時修《四庫》，有些著作，即便入選，皇上也一再下令，有違礙之語，當即改去。更何況有些國朝鼎定之時的文人集子，只因其中偶有冒犯國朝，即被查禁了……二云也清楚，若是這些字句如數列入四庫，只怕自己必遭懲處不說，就連這好不容易輯出的《舊五代史》，將來只怕也保不住了。”

    “所以，二云躊躇再三，只好棄車保帥。他和我說，他之后不久，便將初次輯出文稿毀去，重新輯錄了一份，這次便只好對薛史舊文，多有改易了，譬如原文只有戎字，若指的是契丹，便直書契丹。就連‘犯’、‘寇’諸字，也只得改為‘入’、‘據’……二云也告知于我，他所為此事，實在是無奈之舉，眼下考據大興，古本優于今本之理，二云又如何不知？可為了《舊五代史》能留于后世，他不得不如此了……他說，這書已經失傳了一次，他不想因為個別字句的違礙，讓這書再失傳第二次……”（按：《舊五代史》輯錄之初，于邵晉涵抄本中即有改動，武英殿本更多。但改字的問題，已于民國之時，由學者陳垣加以修正。目前常見的《舊五代史》版本，已不存在這個問題。）

    阮元在京城多年，自然也知道乾隆因為忌諱，在修訂《四庫全書》之時，對違礙詞句，往往有所改動（按：現代古籍整理出版，以古本為據，已是通識，只有全無古本可據，才會以《四庫全書》本為據，故而現今流行的古籍版本，除非僅有《四庫》孤本，已不存在《四庫》改字的問題。）。故而也十分同情邵晉涵，問道：“那……難道先生便是因為此事，不愿再回京城了么？”

    錢大昕道：“當日之事，也不只如此。其實不瞞你說，我仕官之事，之前是與你講過的，那還是乾隆十六年，那個時候，皇上正當盛年，意氣風發，凡所決策，無不圣明。老夫那時候，也是真心把皇上當做神明一般。可二十年過來，皇上年紀大了，疑忌之心，也與日俱增，民間生員，多有因詩句中偶有一二違礙之處，便被檢舉出來，定了大逆的。甚至有些詩句，看來并無不通，卻也有人穿鑿附會，說是悖逆之言……皇上他清楚，老夫絕無犯上之心，故而老夫寫那《廿二史考異》，皇上從未過問。可這般尋章摘句，老夫……老夫也實在是心寒。想想二云勤于四庫，本是為了存遺文于后世，不使先人之言湮沒無聞，可現實卻是……老夫想到這里，歸京之心也就淡了，之后守制期滿，也只閑居家中，在江南各個書院講學為樂，京城卻是不愿再來的了。后來因為遇見你和淵如，覺得你們或許可以挽狂瀾于既倒，才與你們北上，想著再指點你們一番。”

    想到這里，又不禁嘆道：“皇上欽定正史，二十四部，可我只寫《廿二史考異》，卻是為何？只因這《明史》和《舊五代史》是國朝修訂輯錄，老夫生于國朝，又有何異可考呢？想來還是不添這個麻煩了罷！”

    阮元聽著，也知道錢大昕是一心為了學術，并非什么“悖逆之言”，更何況，他既然選在后院和自己說這番話，便是想讓自己保密。既然已是秘密，又有何“悖逆”可言？當下答道：“先生此言，也是為了學問，乃是心憂天下之事，絕非悖逆之言。只是這天下，眼下尚屬太平，先生希望學生挽狂瀾于既倒，卻是找錯了人啊？”

    錢大昕笑道：“天下太平？若早得二十年，說一句天下太平，老夫倒也深信不疑。可如今的天下，早已是危機四伏了。皇上八旬萬壽，本來說的是督撫藩臬，進獻自便，可最后天下督撫藩臬，皆有厚禮，這事你可知道？”

    阮元道：“此事學生略知一二，這些日子，學生準備日講和南書房之事，和皇上見得多了，皇上也偶有提及，說天下督撫，皆是盡忠之人，故而人人都有進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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