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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鄧飛準備起身怒斥荷蘭人的聲明里充斥虛偽和狡辯時，身為巴城甲必丹的王珠生眼看不妙，急忙起身拱手道：“鄧大人，小人有幾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鄧飛撇了杰拉德.赫斯特.雅各布一眼，平息了一下胸中怒火，對王珠生道：“王先生請講。”

    王珠生面露感激之色,拱手道：“鄧大人，江先生，林大人，在下添為巴城甲必丹，雖是受荷蘭人委托前來，可平日里都是替咱們唐人辦事。此番王某受了城內數千唐人父老囑托，希望能跟諸位解釋一下五十年前的舊事。雖說荷蘭人有過分之舉,可究其根由，還是那些圖謀不軌的刁民作亂才導致的。”

    “啊？！”鄧飛三人眼中都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

    只聽王珠生又道：“據小人在廈門和巴城內詢問所知,這巴達維亞原是本地烏鴉番所轄，后為荷蘭人所占。當年巴王將刁民不法者，充之于錫蘭，待立功贖罪后，才準許返回。那錫蘭乃是荷蘭人的起家之地，離巴城甚遠，又常有生番侵犯。我華人在錫蘭者，奮起抗擊，屢戰屢捷，也打退了生番。”

    “按說呢，這些華人已經立功贖罪，合該回到巴城，可時任巴王和評政院諸公擔心他們都撤回來，生番又要騷擾。于是便想從巴達維亞的華人中遴選精壯，前往替代。可諸位想啊，巴城的華人本來無罪，拋家舍業的去錫蘭，肯定不愿意啊,于是有人便仗著手下人多錢多，對荷蘭人有抗拒之舉，乃至密謀起事，要殺盡荷蘭人。”

    “諸位想想，換作自己是荷蘭官府，斷不容有此背義忘信之舉，故而巴王命兵將討伐。唉！自古戰陣之上，刀槍無眼，傷及無辜那也是難免的事。可之后巴王也覺得做的有些過了，懊悔不已。所以這幾十年雙方甚屬和平。唐船來此，殷勤招納，臨行之時，多方慰諭。城內即便防范稍密，也是應有之義。然則貿易之事，仍全由我唐人主事，終不敢與我等為難也。”

    “......”鄧飛和洪濤看著甲必丹王珠生一副振振有詞，確鑿無疑的腔調，一時間都有些懵了，這特么跟自己之前設想的不一樣啊！這廝究竟是哪頭的？

    一旁的江藩以手拈須,瞇著眼沉思不語。他倒沒懵,而是想起趙新昨天發來的那份關于巴達維亞作戰建議的電文里有句話，說的就是王珠生這樣的人：“甲必丹者，名為華商，實為洋奴買辦。從這些人身上，看不到一絲民族責任感，是一群明明有能力卻從不考慮幫助本國人的精致利己者，殊為可恨！”

    此刻在江藩看來，這些人豈止是可恨，簡直可殺！

    事實上，“紅溪慘案”之所以發生，一方面的原因是荷蘭人垂涎于華人積累的財富，通過屠殺的形式予以剝奪；另一方面，以甲必丹為首的華人買辦集團對底層華人的殘酷剝削乃至不作為，也是引發荷蘭人動手的重要原因。

    所有的這些，都要從爪哇地區的蔗糖種植業發展說起，根源還是經濟。

    十八世紀初，爪哇的糖蔗種植業迅猛發展，幾乎完全控制在華人手中。在東印度公司的鼓勵下，蔗糖種植園在遍布巴城周邊鄉村。多達130個甘蔗種植園分屬79個華人、4個荷蘭人和1個爪哇人。

    由于華人在巴達維亞的人口越來越多，當地許多政治事務的有效運行既要取決于甲必丹和荷印當局之間相互信任與合作的獨特關系，又取決于作為華人首領和協調人的甲必丹的權威性。

    一方面，華人直接受荷蘭人任命的甲必丹和雷珍蘭（lieutenant音譯，意為助理）的管轄，這些華人官員在所有涉及東印度公司的事務中充當買辦。通過稅收承包、醫院、孤兒院、監護人等機構，華人與荷蘭人之間建立起牢固的制度化聯系。而在另一方面，東印度公司官員與華商的私人商務利益越來越緊密交織，大量荷蘭人從事的非法私人貿易，表面上都由華商經手辦理。

    早期的時候，甲必丹在華人中的權威性毋庸置疑，他們都是由旅居巴城的華人宿老通過相當民主的方式選出和任命的。華人的人頭稅都要在甲必丹那里繳納，然后再轉給東印度公司。

    但是，所有種植園里的雇工和離城相當遠的華商們，都不受城內甲必丹和雷珍蘭的管轄，而是被置于荷蘭人司法官及其部下的直接監督下。盡管如此，按照規矩，這些種植園的華人經營者每年必須還得通過甲必丹交納其雇工的人頭稅。

    這種舍近求遠的擰巴政策下，以華人那尿性，真正按規矩交稅的肯定沒幾個。種植園主們寧可與賄賂司法官通融一二，也不愿去城里給甲必丹按人數交稅。畢竟不交稅的非法勞工越多，華商們就越能獲利。荷蘭司法官對此也何樂而不為，正好收取賄賂。因此，甲必丹的威望江河日下，而腐敗行為日益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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