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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那些投資甘蔗種植園的甲必丹和雷珍蘭們也成了舞弊活動的一份子，結果是造成惡性循環，短期的腐敗行為取代了長期的合作。底層的華工被這些人盤剝壓榨，同時還要借高利貸償還蛇頭的費用。一旦有人不滿，華商們就用向荷蘭人告發來威脅他們。

    舞弊行為的全面鋪開，導致巴城的蔗糖價格干不過英屬孟加拉的蔗糖，銷量下降，于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便突然大幅度降低蔗糖收購價格和收購數量，從而直接打擊了本地的甘蔗種植業，大批經營種植園的華人成了犧牲品。

    陷入破產的甘蔗園經營者很多都是普通華人，他們創業時并無資本，要靠借貸經營。而那些用高價租佃土地以經營的種植園的華人就更不用提了。他們和帶清的佃戶一樣，首先要保證地主獲利才行。

    陷入破產的華工和小華商們成群結隊出沒于鄉間，蔗糖業的凋敝，導致城內其他行業的華人生計也愈發艱難。荷蘭人的征稅措施和勒索使這些人如同被擠壓的海綿，數以千計的老人和年輕人由于喪失了土地、金錢和工作，使得他們只有三條路，要不就等著餓死，要么就乞求零星的救濟，要么就是偷搶。

    鄉區日益騷動的消息幾乎傳不到巴城內的有錢人耳朵里，鄉間的荷蘭官員覺得掩蓋真相更為明智；而甲必丹和他手下的雷珍蘭們此時只需花費幾百兩銀子就可以幫助這些凄慘的同胞，但他們身為大地主階層，對此卻無動于衷。

    甲必丹在鄉村地區的權威喪失，導致城市華人和鄉村華人兩個群體的割裂，爆炸性局勢已無法避免。

    1740年春天，政治火藥桶終于被人引燃，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將居留許可證出售給華人糖蔗種植園的丑聞曝光。這件事迫使巴城當局提出一項激進而不太現實的計劃，強迫華工移民錫蘭，以便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那些游離鄉間的華工流民問題。

    然而荷蘭人實際上是怎么做的呢？他們把華工送出海后，直接殺害，要么就拋入海中。幸存者逃回了巴達維亞鄉間，迫使其他人認為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作難而反，死中求生。

    當城外的華工開始起義后，城內的華人依舊不聞不問，甚至連暴動的發源地就是時任甲必丹自己的種植園。等到華工起義者打敗了荷蘭人的第一次進攻，并開始直搗巴達維亞城門時，荷蘭人和華人的關系就徹底解體了。

    報復心理和擔心被劫掠的恐懼引發成持續三天的血腥屠殺，人性中的惡被徹底釋放。東印度公司當局從屠殺中賺的盆滿缽滿，而參與屠殺的每個人也都發了財。

    如同法國歷史上天主教對新教徒進行大屠殺的“圣巴托羅繆之夜”一樣，巴達維亞城里的華人，無論男女老少均慘死在刀劍之下，即使孕婦和襁褓中的嬰兒也不能幸免。不下百個戴上鐐銬的俘虜象宰羊一樣個個被砍斷了咽喉。一些荷蘭人過去曾經為許多有錢的華人市民提供過庇護，而在這一天竟也對這些華人下了毒手，為的是要瓜分他們的財產。

    一名叫喬格.伯哈得特.史瓦茲的德裔木匠在事后的回憶中說：“我知道我的華人鄰居有一頭肥豬，我便打算奪為己有。當我的老板--木工頭看出我的意思時，他拍拍我的肩膀，告訴我先殺死這個華人，再行搶劫。于是，我操起一根搗米柞，打死了這個常與我一起飲酒和吃飯的鄰居。”

    然而事情還不止于此，史瓦茲之后在鄰居的家中發現了一把手槍，就帶著槍到外面，開槍射殺所見到的華人。他說：“我對此漸漸習以為常了，對我來說，殺死一個華人就如同殺死一條狗。”

    趙新在電報的結尾說的很清楚，他告誡鄧飛等人，不要以為把巴達維亞城打下來就能怎么樣，你們要對付的是一個以荷蘭人為金字塔頂點，華商充當買辦，底層華工被殘酷剝削的殖民體系。

    要對付這個體系，光打敗荷蘭人是沒用的。因為在金字塔中央這個位置，充斥著類似國內大地主一樣的甲必丹、雷珍蘭（lieutenant）、朱葛礁（secretary）、高利貸集團、人口集團、賭博集團、乃至鴉片販子；這些人都是荷蘭人的買辦，如藤蔓一般錯綜復雜，勾連緊密。

    所以，荷蘭人和西班牙這些殖民者固然是敵人，可那些已經扎根在東南亞的華人買辦集團更是跟北海鎮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他讓鄧飛他們考慮清楚，跟荷蘭人動手沒問題，打完了怎么收場？換言之，戰爭就像戀愛，開始容易結束難，搞不好就會走入“墳墓”。

    發動戰爭的目的無外乎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作為一個政權，或者說作為北海鎮的領導者，趙新不可能讓雷神號大老遠來一趟只為五十年前的華人討債，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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