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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停工之前，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就不難看出這場集體罷工事件，反射出的種種矛盾：

    年前員工升職加薪，在涉及兩名以下員工，切身利益方面，日方對南部過度放縱，引發員工情感不滿，事后日方未能引起足夠的警惕，及時給予妥善處理解決。

    年后生產恢復，訂單持續增加，從香港回來的南部，工作風格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變本加厲，在車間看到不順心的員工，隨意指責，搞得車間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已經犯了眾怒。

    其他外資企業，在市場經濟復蘇情況下，都不同程度，提高了員工的基本薪資、提高了加班支付標準，而本企業對員工的建議熟視無睹，沒有引起足夠重視，讓員工感到失望。

    對于美國轟炸中國南聯盟大使館事件的行為，正當大家群情激昂，譴責聲討之際，南部私下對翻譯發表評論，“我欣賞美國人的做法，更喜歡中國的女人。”

    員工聽了，憤恨至極，向日方高層要求南部道歉，日方采取了緘默的做法。

    企業訂單越來越多，交期時限要求更嚴，工期比過去縮短，一旦失約，企業要承擔巨額罰金。

    日方只要求員工加班加點，完成訂單，沒有顧及員工需求，滿足其合理的需要。

    程英豪那樣的人，為了迎合日方期望，提高自己的威望，增加自己的升職資本，又開始蠢蠢欲動，給員工除了提高定額之外，還少報員工的加班，員工已經無法忍受。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離開，大不了換一個廠子，重新開始心理，讓基層員工孤注一擲，在日方很迫切提高產量、完成訂單交期的節骨眼上，采取集體罷工，倒逼日方，解決這些日積月累的關切問題。

    他們其所以能這樣做，已經是做了最壞的打算，實在不行還有其他還有機會的外在因素，促成了這次罷工的籌碼，給日方敲響了警鐘。

    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漣漪，新廠的上千名員工，也在第三天集體停工，與老廠相互呼應，讓日方高層感到棘手，認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

    日方要求中方高層，以各課現有管理人員為單位，到員工宿舍，動員員工復工，并承諾，解決員工關心的所有問題。

    然而，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就連中方最高層、王大勛工廠長，心里都沒有譜，員工怎么可能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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