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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汴梁，鳥巢體育場。

    新蹴鞠大賽的第四場正式比賽馬上就要開始了。這一次的對戰雙方比較特別。先來說說蒼鷹隊。其實本來這蒼鷹隊應該是八支隊伍當中，在場觀眾最不了解的一支隊伍。他們只是知道這支隊伍是由韓琦大人所帶領的隊伍，韓琦是這個隊伍的帶頭人。韓琦何許人也大家都清楚，現在的他正為了宋夏之間的事情跟范仲淹在邊關有些焦頭爛額。大夏國派出來的使者其實目的跟范仲淹他們差不多，都是借著和談的名義，暗地里在做著軍事準備，雙方都知道大戰不可比謎案，所以誰都沒有了談判的耐心，雖說明面上雙方每日都會見面商討一些關于和談的事情，但是也都是一些避重就輕的小事，比如大夏同意了可以給大宋上供，但是前提條件卻是必須要讓大宋承認李元昊大夏國的合法地位，這本來就是一個悖論，也是范仲淹等人的底線，所以，這么多天過去了，談來談去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邊角事情，和談的實際進展可以說是一點都沒有，針對宋夏之間兩國的根本問題，雙方誰都避而不談，看樣子都是想要通過戰爭來解決這個問題。然而，雖說大家都知道要打仗，但是也要選好時機，怎么樣也要等這為時差不多一個月左右的和談結束之后再大動干戈。畢竟趙禎這邊是下了死命令，在殿試結果出來之前，絕對不能夠動用武力。

    不管如何，這韓琦大人都是在為家國大事在外奔波，不管他在朝中地位還有關系如何，百姓們對于這位韓琦大人的印象還是不錯的，甚至于到了多有贊揚的階段。然而，對于這蒼鷹隊，他們知道的就僅僅是，這是一支韓琦從軍隊當中選拔出來的士兵組成的蹴鞠隊伍。可以說，百姓們現在對于士兵的印象就是，心存畏懼，但是內心深處卻是不怎么瞧得起這些士兵的。甚至于有錢有地位的一些百姓，還會在心里瞧不上這些士兵。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歸根結底，就是趙禎重文輕武造成的一個結果，大家都想著科舉及第，而不是想著棄筆從戎，大多數百姓都是以入朝為官作為唯一的出路，而不是想著保家衛國加入軍營。確實，這和宋代軍事制度一直孱弱，而且軍功不會獲得很多獎賞是有很大的關系的，這些百姓們自然是更注重實際利益一些。入朝為官跟去當兵的收益，他們還是算的清楚的。

    為了防止藩鎮割據、五代十國亂象再次出現，宋太祖和宋太宗時期的“重文輕武”政策逐漸形成。但是，這種“重文輕武”是以“監軍”“后勤”等軍事形式來體現的。而這些在漢、唐為了防止武將勢力坐大都曾經采用過。比如“太監建軍”唐玄宗時期就經常采用，甚至太監領兵的楊思勖。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歷來被視為“重文輕武”的典范，但我一直不認同。“杯酒釋兵權”是歷史必然，總比劉邦的“鏟除有危險者”、朱元璋的“一勺燴”強多了。這里面既有宋太祖的無奈，也有對軍人的理解。

    五代時期，各個武將都是擁兵自重的，大將領下面中將領，中將領下面小將領。這就很像東周時期的天子下面有諸侯、諸侯下面有大夫、大幅下面有家臣一樣，都有各自的圈子兒。趙匡胤某種程度上只是“勢力最大的一個”，而非僅有一個。這是他的無奈。

    問題好在所謂的“義社十兄弟”（趙匡胤、楊光義、石守信、李繼勛、王審琦、劉慶義、劉守忠、劉廷讓、韓重赟、王政忠）還都沒有“二心”，給各家兄弟中的有能耐的幾位“榮華富貴”防止做大，這是一個好的辦法。宋仁宗時代的“重文辱武”其根源不在晚唐到北宋間的“武將亂國”，直接源頭就是“澶淵之盟”。因為，“澶淵之盟”使得被北宋朝廷面臨“合理性”的質疑。

    什么叫“合理性”？合理性不是合法性、正統與否，后兩者都是封建社會的糟粕觀念。“合理性”任何時代都管用，也就是你這個朝廷是否完成了“保民、讓民眾有尊嚴且幸福地活著”。

    “儒生墮落”也是一步步的，在宋仁宗時期，儒生掌握了巨大權力，一方面是宋仁宗自由出生于皇家，對民之疾苦、對戰爭的把握、對朝政的處理等都沒有什么經驗和能力，因此，必然大放權于儒生；一方面因為宋仁宗時期對儒生的放縱，使得儒生愈發為了自身的統治權力，以“為民”為口實，打壓武將。武將存在的價值就是“保疆土、復國土”，在宋遼情形下，武將意圖再次北伐、強硬對外，那是肯定的。因此，儒生主要針對的對象也就是武將了。

    為此，“重文輕武”在宋仁宗時期變成了“重文辱武”。宋仁宗時期，文臣集團因為“澶淵之盟”后政治發展得到了好處，因此，對收復幽云地區根本不在意。宋仁宗則以“孝”開始鞏固自身地位，將“澶淵之盟”后的放棄歷史責任行為固定化。

    以“慶歷增幣”為例，當時的掌權大臣基本上都認為“澶淵之盟”既然簽訂，就應該遵守。從這時起，北宋統治階層就徹底放棄了傳統故地。至于有人拿宋徽宗時的北伐說宋朝從來沒有忘記過“收復失地”。

    在這里不妨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宋代重文輕武的問題，說到此處，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大將，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陽）人，是一個宋代少有的軍事奇才。宋仁宗寶元初年宋夏戰爭爆發，狄青應召從軍抗夏，由于英勇驍戰，很快就從一個小兵成長為先鋒。他既身先士卒，與士兵同甘共苦，又智勇雙全，屢戰奇功，因此威震西夏，也名動京師，被朝廷倚重為西北邊陲的鋼鐵長城。

    五代混戰是武將作亂的結果，而宋太祖趙匡胤也是武將出身，后來搶走了柴家江山，所以宋朝歷代帝王出于防止武將篡位的考慮，對武將無比防范和猜忌，因此才有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武將受到重點打擊和抑制，沒有辦法施展本領，這也是宋朝一直軟弱受欺的根本原因。

    但是，宋仁宗卻是個非常開明的英主，他對狄青這個十分難得的軍事奇才非常賞識和器重。在宋夏和議后，雖然遭到諫官的一致反對，但仁宗并不理會，一路擢升在宋夏戰爭中屢立戰功的狄青為真定路副都總管、步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彰化軍節度使、延州知州，最后更是提拔他進入最高統治集團核心，晉升為樞密副使，相當于現在的國防部副部長，官職與副宰相類似。

    慶歷年宋夏和議后不久，嶺南的儂智高叛亂反宋，先后打敗楊畋、孫沔、余靖等宋將領，并攻占了邕州、廣州等廣南地區九個州府。在這緊要關頭，狄青主動請纓出戰，并很快就平定了廣南戰亂，使南疆化險為夷。仁宗又不顧眾文臣的強烈反對而晉升他為宋代最高軍政長官的樞密使。

    而時任翰林學士的歐陽修則更是連上三封奏疏，無所不用其極地誣陷冤枉狄青。第一封奏折是《上仁宗乞罷狄青樞密之任》，在這封奏折里，歐陽修極力陳述唐五代武將擁兵自重、謀反篡位的歷史，并全憑主觀臆斷，把狄青說成一個對宋朝廷構成威脅的亂臣賊子：說他居功自傲、目無法度；說他與一幫從地痞流氓、犯罪分子中走出來的士兵混在一起，用心險惡；說他家里最近常出現異象，有謀反的征兆；還說他把將士收拾得服服貼貼，一旦號召起來謀反，響應者必然很多……

    顯然這些都是對狄青的誣陷，純屬子虛烏有、捕風捉影之談，但也讓宋仁宗開始有所松動了。緊接著，歐陽修又借都城開封和各地的水災來陷害狄青，連續兩封《上仁宗論水災》的奏折中把兇猛異常的水災說成是異常天象，老天發怒是因為朝廷無道，這是國家有難的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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