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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鐺…鐺鐺……”

    乾圣十九年十月十二日戌時六刻三分，被世人稱為一代雄主的乾圣皇帝朱慈燃崩于乾清宮，享年六十五歲。

    在他的執政下的十九年間，大明雖然經歷了幾場較大的自然災害，但朝野上下的整體情況是趨于平穩的。

    他亦制定了很多保障工人的措施，雖然這些措施往往只存在于表面，具體并沒有落實到實處，但這仍使大明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勞工立法的國家。

    在戰爭上，他三次出兵打擊莫臥兒，兩次向西進行西征，不僅擴大了漢人的生存空間，也讓大明獲得了世界三大黃金運河之一的昆侖運河（蘇伊士運河）。

    據后世學者研究，在他執政的十九年中，大明百姓人均擁有糧從八百二十斤提升到了一千二百四十斤，人均肉蛋奶數量從二十四斤提升到了三十五斤。

    在齊國千人抽查中，乾圣元年出生的孩童在十八歲及冠后的身高，普遍要比天啟三十年以前的人高上一到兩寸（3.2~6.4cm）。

    這些的種種情況都在表示，盡管這位乾圣皇帝并沒有如他的叔父朱由檢一樣開創一個時代，但他依舊將大明王朝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當然，這些的種種，都只是后世的評語，而在這個時代，當乾圣皇帝駕崩的消息傳開，許多百姓還是不免的有一些難過，只是他們的反應也能表現，在他們心里，乾圣皇帝是比不上天啟皇帝和齊文王的。

    乾圣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四十八歲的太子朱和垠即皇帝位，年號永昌。

    同一日，乾圣皇帝下葬乾陵，廟號太宗、謚號孝成皇帝，全稱“明太宗成皇帝”。

    不知道當遠處葬于長陵的朱棣看到朱慈燃的廟號，又會作何感想。

    冬月二十日，諸藩先后入京吊唁，至臘月二十七，諸藩盡數入京，而永昌皇帝朱和垠也如自家皇祖父、父皇一樣在太廟召開了諸藩朝會。

    在朝會上，朱和垠隱晦表達了大明對人口遷移政策的放開。

    不過這個口子也不是隨意的放開，而是要根據各國國內的情況來適當寬松。

    盡管如此，但諸藩前來吊唁皇帝的親王、郡王和世子們還是十分高興，高興之余也連帶著對新皇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

    相比較對于諸藩有些小家子氣的天啟、乾圣兩位皇帝，眼下的永昌皇帝無疑更為大氣。

    雖然諸藩不知道永昌皇帝的底氣來自何處，但他們也清楚，這位皇帝不太可能做出傻事。

    他敢寬松移民政策，那自然是有著可以制裁諸藩的殺手锏。

    因此，諸藩在感激之余，心里也不免升起了一絲畏懼和好奇。

    只是在他們好奇之余，他們卻因為國內的種種事情，不得不離開大明，返回自己的藩國。

    在他們返回的路途中，伴隨著一聲聲慶賀新年的鐘聲響起，乾圣二字徹底成為了過去，而他們迎來的是代表永昌皇帝年號的永昌元年（1690）。

    新的一年，在正旦朝會上，永昌皇帝朱和垠向百官下達了自己在新年的第一份旨意。

    考慮到地方大學的壓力，朱和垠決定在每司治所所在，各自設立一所大學，兩京增設一所。

    在此之前，大明擁有大學的地方僅有南、北京，以及昆明、廣州、舊港、成都、武昌、南昌、西安、沈陽八府所代表的八個行省。

    旨意下達后，十所已經存在超過十年的大學被分配出七千余名教習，分別派往沒有大學的二十五個省、司。

    至于兩京所分出的兩所新大學，則是被稱為北平大學和金陵大學。

    這兩所大學與曾經的十所大學被稱為大明“十二大”，而剩余的二十五所大學則是被稱為“小二五”。

    大明中學畢業的學子，都以入學“十二大”為目標，其次則是進入“小二五”。

    四月，皇帝再下新旨，免除小學、中學書本費。

    五月初五，皇帝與內閣、六部、都察院、五軍都督府平臺對詔，對大明所存在的“貪腐”、“均田”、“三冗”等問題提出解決辦法。

    此時的大明雖然經過天啟、乾圣年間的多年嚴抓嚴打而吏治澄清，但許多官員年輕時尚且可以自制，年老后不免貪戀權位。

    加之官員之間往往會形成姻親而沆瀣一氣，在選人選才上偏向于己方家族和姻親家族子弟，因此導致朝廷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各級官員缺乏進取心，“冗員”問題十分突出。

    不僅僅是廟堂和地方衙門是這樣，軍中許多沒有實力的人也被推上了軍官將領的位置。

    北昆侖之戰中，盡管明軍打的十分出彩，但那是仗著武器犀利。

    如果仔細觀摩軍報，那就不難看出眼下明軍的基層將領指揮問題嚴重，這也是李定國在戰后提出的問題。

    只是當時的朱慈燃已經病重，他雖然有心處理，身體卻不再允許，因此才拖到了現在。

    此外，從天啟到永昌年間，大明的經濟和耕地面積雖然不斷的在增長，但相比較土地增長的速度，貪官污吏貪墨均田的速度卻更快。

    自上次清查隱田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四年的時間，過去十四年里，大明的紙面耕地數量僅僅只增加了四億畝，平均每年不到三千萬畝。

    反觀從天啟三十年到乾圣七年，大明耕地增加八億畝，平均每年也接近三千萬畝。

    要知道，大明的拖拉機全面推廣是直到乾圣五年才完成的，按常理來說，耕地開墾的數量應該要比之前多才對。

    這樣的數據，不得不讓人懷疑底下的人到底在干什么。

    如果均田落實不到位，那么以現在百姓生孩子的速度來看，一旦作為資產的土地不夠養活一個家族，那農民逃亡就會開始出現。

    農民一旦開始逃亡，那就代表階級矛盾難以緩和，繼而出現的就是農民起義。

    能察覺到這種現象的人并不算少，早在乾圣十七年，當時的南直隸鳳陽府泗水知縣田文鏡就曾經上疏，言：

    “鳳陽百姓生育兒女眾多，田畝均分甚少，若不早為提備，事未可知!”

    同時，田文鏡也在奏疏中說道：“地方官員因循不改，弊壞日甚，當更天下弊事。”

    這份奏疏被乾圣皇帝朱慈燃留中，雖然沒有處理，但也說明朱慈燃已經上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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