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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經法會召開之時，雍、兗、司、梁四州的賑災便已開始，高僧在襄陽宣揚佛法，有錢人變得樂善好施，便連普通百姓家有余糧也舍出一些賑濟南方逃難來的災民。

    刺史楊安玄是佛子轉世，前來救護眾生的傳言越傳越廣，畢竟佛祖夢中所授的《心經》不少人都學會了，有事沒事念誦幾遍，高僧都說了常誦心經可修心靜性，得諸佛菩薩護佑。

    佛寺的香火變得鼎盛起來,孔鮮專門找到楊安玄抱怨，百姓人家禮佛太甚，讓原本不富裕的家境變得艱難起來，不少孩童因此輟學。

    看來凡事有利有弊，楊安玄在佛教身上薅羊毛的同時也助長了佛教的興盛，這對于推廣儒學無疑不利。

    佛教在晉、秦、魏等國興盛，晉朝自瑯琊王以下的文武大臣信奉佛教的不在少數，門閥士族設有家廟，像王慧龍被僧彬所救，僧彬就是王家供奉的家僧。

    今年六月,獅子國國主派使者渡海送來一尊四尺二寸高玉佛像，歷時十年，天子下旨將玉佛供奉在瓦官寺，瑯琊王和武陵王親自上香禮拜，京中權貴、百姓前去拜佛的不計其數。

    秦國姚興篤信佛教，才會迎鳩摩羅什至長安譯經，在國內興建佛塔寺院，帶動滿朝文武和舉國百姓信佛。

    魏主拓跋珪信的比較雜，佛、道、巫都信，與燕爭戰對佛寺、道門都保持敬重，秋毫不犯。

    遷都平城之后,僧法果求見拓跋珪，稱其為

    “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致拜，非拜天子而是拜佛。這種說法讓臣民將皇帝上升為佛陀，有利于統治，拓跋珪下詔命法果為沙門統，興建五級佛浮圖，筑大殿、講堂、禪堂，讓法果招收僧眾。

    楊安玄知道佛教之所以興盛，是因為天下大亂，上至君主權貴，下至普通百姓都遭受到無窮的苦難，都希望能在痛苦中尋找寄托和安寧，佛教出世的主張很快與玄學一起被門閥士族所接受。

    任由佛教不加約束地發展不利于自身需要，楊安玄想起道安大師在襄陽修造時曾根據漢時僧制擬定過

    “僧尼規范”，稱

    “德為物宗，學兼三藏”。道安大師所制僧尼規范、佛法憲章共有三條：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皆遵照此三條施行。

    這三條規范是綱領性的基礎，楊安玄覺得針對襄陽的情形有必要對佛門提出更為深入的規定。

    雖然他被人傳為佛子轉世，但在佛教之中的地位顯然不夠，東晉佛門舉足輕重的人物莫過于慧遠大師。

    慧遠大師是道安大師的弟子，他又是慧遠大師的俗家弟子，請慧遠大師制定規范佛門行徑的制度是可行的。

    桓玄任太尉時，曾對佛門結交權貴、競其奢淫、與民爭利頗為不滿，有意裁抑佛門，命沙門向王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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