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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普通的良民百姓，被官府管理屯墾不當、逼得鬧出抗稅起事，

    那就算方以智動用武力，殺一批人成功壓了下去，那他的官帽估計也要受到嚴重影響。

    也好在沉樹人不在期間，鬧事的只是投降的張獻忠舊部，這些人本來就有劣跡，所以只要能撲滅，沉樹人就可以壓住，不要往朝廷上報，權當是家丑不可外揚了。

    不過，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事情，還是必須慎重做的，沉樹人著實重視這事兒，就跟方以智仔細復盤了一下。

    方以智也是很無奈：“上個月，這些人鬧事的起因，一來是嫌我們湖廣這邊，對于安置流民的官屯，收租比例太高了。

    咱武昌府到長沙府，定的都是官府授田、安置流民自行耕種的，五五開，收五成租子，為期數年，等戰事不緊張、軍糧不短缺了，自然會降稅。

    如果是此前就在本地擁有田地的自耕農，自然不用繳那么高，只要按照正常國稅，加上朝廷定額的三餉比例收就行。

    另外，對于需要種植玉米、土豆這些新高產作物的，不管是否從官府處獲取種子，都需要‘倒四六’加一成租子，官府拿六成——考慮到這些產量大，其實給農民留四成，保障他們不受其他盤剝，安心生產，也是能溫飽的，國難之秋開銷大，這也是沒辦法。”

    方以智說的這些數據，沉樹人都是認可的。

    明朝的正稅確實不高，加上三餉的話，如果沒有額外攤派，也不存在“權貴不交稅，攤派給沒特權的人加倍交”這種事情的話，百姓絕對都是能承受的。

    畢竟要打仗嘛，不交那么多，軍糧哪里來。只要能把生產搞好，就沒問題。

    長沙常德衡州三府，畢竟今年剛遭到過張獻忠的大屠殺，人口至少減半，就會空出無主之地供官府分配。

    這些分配到田的流民，好歹上面沒有地主盤剝了，個人自耕農直接把租子交給官府，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所以，沉樹人捋完這些數據后，也是暫時沒能想通：“僅僅這個征稅收租的比例，就能把安置流民直接逼反？這也太匪夷所思了，官府好歹還給他們提供了一些農具，讓他們能盡快生產呢。難道他們原來做百姓的時候，承受的租子會明顯比這還少？”

    方以智嘆了口氣，一副“果然你也被蒙在鼓里”的表情：“所以說，問題就出在這兒——后來平定長沙亂賊之后，我多方查問，深入了解他們早年在陜西、河南的民情，境遇，才知道。

    在陜西和河南，國稅和三餉固然是不會少的，而且因為流民多了，留下的人少，就會被攤派得更狠。所以，在陜西，一個貧農要交給朝廷和官府的部分，只會比我們這兒更多。

    但是！在陜西，自從天啟年間開始，甚至是早在萬歷末年，貧農如果是租種地主的田地，他交給地主的那部分租子，已經比南方還低了！而在南方，正常情況下，百姓最大的負擔，其實是無地農民給地主的那部分，給朝廷和官府的應該是小頭。”

    沉樹人大吃一驚：“怎么可能？難道陜西的地主良心好，收的租子能少那么多？然后這些人在陜西見慣了‘仁慈地主’，到了湖廣就受不了了？！”

    沉樹人覺得非常匪夷所思，這個說法絕對是超出了他的直覺。

    方以智搖搖頭：“當然不是靠‘仁慈’了，天下哪有那么多仁慈的地主豪強，靠的就是陜西自萬歷末年，就人口流亡餓死嚴重，漸漸地廣人稀。

    豪強們又控制不住自己的佃戶不跑，只好減租子，吸引別的豪強地主手下的農民來種自家的田，于是地主之間互相競爭，農民被收的田租也就越來越低了。萬歷末年，陜西還只降到農六地主四，崇禎初年就已經進一步降到農七地主三了。”

    沉樹人恍然大悟：

    北方小冰期連年災荒，地廣人稀，那就是地主之間互相卷，搶著吸引農民來種自己的地。

    南方相對災害少人民不逃跑，人多地少，那就是農民之間互相卷，搶著給地主種地。

    人多卷人，地多卷地，

    哪種生產要素不稀缺就卷哪種生產要素，此自然之理也，mks都說過。

    但很快，沉樹人腦中，更大的不理解就冒出來了：地主都減租子了，陜西農民怎么反而更活不下去了呢？李自成張獻忠都從那兒冒出來的，這點總造不了假吧？

    他也就自然而然把這個問題問了出來。

    方以智也似乎早就料到會有此一問，直接拿出來一卷筆記，竟是孫傳庭的著作，估計是后世會被收錄到《鑒勞錄》里的吧，也有可能是《白谷集》，如今還沒有正式命名。

    方以智把孫傳庭的書往那兒一攤，說道：“孫總督早年的筆記，我也讀過不少，其中提到他在陜西多年，籌措軍糧、督辦租稅勸農的前后始末細節，有些內容，我原本并不能解，現在才算領會了他的苦衷。

    孫總督當年就曾好奇：為何自崇禎初年起，凡他到陜西各處，都看到百姓種地，從不修繕水利，地主想修，也組織不起。甚至百姓種田有不少人還完全不施肥，只是隨便撒種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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