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不出數年，土地肥力喪盡，又缺乏穩定灌既，旱年徹底荒裂，沒了草木根系固定土壤，表層好土都變成浮土，來年水多了又把浮土沖走，然后就變成黃土、沙土。好地變成了爛地。 然后，因為地廣人稀，加上民無余財不怕遷徙，走到哪兒都不怕沒地種，少數刁鉆之徒，一塊地禍禍三年變成黃沙土后，就換個鄉縣當流民，沒人認識的地方，再偽裝成良善，找新的地主租地，再種一兩年禍禍完了再換地方。 說句良心話，大多數陜西百姓，其實一開始本性也是純良質樸的，他們也不想，但是少數耍詐刁民混在其中，官府又不能禁，而如果有人當了老實人，地主也未必能保證‘我好好施肥維護水利的田地，未來也能一直交給我種’。 說不定他承諾施肥、承諾興修水利時，問地主要的條件是‘田租只收我兩成、或者三成’，地主一開始為了騙人種地時施肥、維護水利，假裝答應了。 可一旦土地維護好了，過幾年隔壁有流民過來，一開始開價更高，假裝愿意給地主四成地租，那地主說不定就‘可憐這些可憐人’，把好地換給他們種了。 原本在這塊好地上施肥、維護水利的農民，其‘永久租佃這塊田’的利益不得保護，久而久之，大家都只好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無論做農民還是做地主的，都是好人沒好報，老實的先餓死，最后近二十年大浪淘沙，陜西全剩黃土，良民賢紳也都餓死，越刁鉆越狠毒地越能活下來。” 沉樹人聽完這番長篇大論，才算是徹底陷入了震驚。他唯恐方以智總結得不對，還專門攤開那本孫傳庭的筆記仔細研讀對照。 許久之后，他終于確定，這一切，就是后世經濟學里幾個最簡單的效應： 對地主，那是公地悲劇； 對農民，那是劣幣驅逐良幣。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后世普通看官也都能懂：后世只要在農村待過的，或者至少在抖音上看過農民吐槽農業糾紛的，一般都知道這幾點常識。 在21世紀，一般國內租種一畝地，根據地的好壞，最便宜大概一年四五百地租，貴的好地，七八百近千都有。 但是有一種地，地租特別貴，那就是租去種西瓜的，幾乎在國內都至少要1500塊一畝每年。 這是因為現代西瓜特別能吸收土地里的養分廢料，地種過一年西瓜后，就要休耕一年，再輪作豆科植物固氮增肥恢復地力。再好的田，三年種一輪西瓜最多了，差的田甚至要六七年才能再種西瓜。 所以給瓜農的地租要特別貴，1500一年，為的就是把后續養地的年份的租金也提前收了。而最歹毒的騙子，往往就會簽約時跟出租方說把地拿去種別的，如果出租者疏于監管，他們就偷偷改種西瓜，然后只租一年，把地力榨干種廢后提桶跑路換地方。 沉樹人后世在抖音上刷到的那些鬧出大事的租地糾紛，基本都是違約偷種西瓜的。 而如今陜西存在的問題，性質上，其實就跟詐騙偷種西瓜差不多邏輯。一開始是少量擅長詐騙的奸徒，利用人口不足，用一個比較高的承諾地租，騙到好地來種，實際上用破壞式竭澤而漁的種法，過幾年就提桶跑路。 然后誰老實誰吃虧，老實人活不下去，最后被逼模彷。 說到底，是大明的法律太不健全了，官府對戶律的規范太粗陋僵硬，又沒有類似后來清朝那樣更完善的“永佃權”條款，也沒有西方的“地役權”條款。 有一說一，沉樹人雖然是皇漢，哪怕他穿越之前，對大明的情感也絕對碾壓清朝。但在經濟問題上，朱元章這個控制欲巨強又什么都不懂的家伙，實在是為大明遺禍了幾百年。 大明的經濟治理，但凡有宋朝幾分之一的靈活性，鼓勵性，明確性，都不至于最后這個死法。 朱元章的仇商，對細分經濟權益的保護，太落后了。他還不讓改大明律，只讓加，以至于后世皇帝也沒辦法，而官僚集團又樂見其成，巴不得這樣和稀泥，給他們更大的操作空間。 如果大明的律法能管寬一點，細一點，多保護一些如今還沒被定義的權利，那這些情況絕對會不一樣的。 比如，官府要是嚴格執法，“農民跟地主簽了約，我保證每年種田都好好施肥，保證每年付出兩個月勞力維護這塊地區的水利灌既系統，那么你就得保證我至少能種這塊田二十年，不能中途因為別人承諾比我交更高的租子就換人換地”，確保落實到位。 這樣，就相當于是至少有了清朝完善程度的“永佃權”，農民不會擔心他在這塊地上付出的長期勞動、需要長時間才能回本的那些利益，中途被奪走轉走。 就好比后世，一個國家的法律，要規定店主承租了房子之后，在裝修折舊老化年限到期之前，房東不能漲租金，那這個國家的實體店商業才會有人好好干、用長期主義的心態去干。 如果允許裝修完了隨便漲租，那誰不想短平快賺快錢？竭澤而漁？當然是撈一票就提桶跑路了。 當然，權利義務都是相對的，在嚴格執法、立法，嚴懲“隨意轉租有農民長期勞動附加值的土地”的地主的同時。 對于那些一開始帶頭偷奸耍滑種地不施肥、或者類似于后世“詐騙式種西瓜破壞耕地的”農民，也要一碗水端平的嚴懲。 絕對不能因為他是農民，他就絕對正確，不懲罰——懲罰少數農民中的刁鉆奸徒，恰恰是在保護大多數農民中的老實人，讓他們不會被劣幣驅逐良幣。 因為如果刁徒不受法律懲罰，以后地主就會把所有老實農民都當成刁徒來對待、提防、提價。 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