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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五蠹》的第一層論點。

    接著韓非開始闡述民眾多少與財富厚寡之間的關系，先說古代自然物質豐厚，人又少，所以大家不用爭搶，現在人多，物產少，所以大家互相爭搶。

    從大方向上闡述完，韓非又舉了古代賢王和如今縣令生活條件作為對比。

    古代禪讓天子之位，是因為君王要不辭辛勞的為天下人謀福祉，自己的生活卻并沒有多好。現在一個小小的縣令生活條件比古代賢王好多了，所以大家都爭著當縣令，更別說天子了。

    原因即在其間實際利益的大小很不一樣。

    所以圣人要衡量財物多少、權勢大小的實況制定政策，圣人即是統治者。

    中古時代君王行仁義，然后得服天下，但如今，君王行仁義反被其他國家滅亡，進一步論證他的觀點：仁義用于古不用于今也，世異則事異。

    然后進一步論證：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古今社會風俗狀況不同，政治措施也不一樣。如果想再用寬大和緩的政策去治理劇變時代的民眾，就好比沒有韁繩和鞭子卻要去駕馭烈馬一樣，就會產生不明智的禍害。

    實行仁政并不能讓天下不亂，人民總是屈服于權勢而不是仁義。

    現在的學者們要求君主施行仁義就可以統治天下，要君主像古代圣人和孔子一樣，要天下民眾都像孔子門徒那般，這是不可能的。

    孩子不學好，無論父母、師長、鄉鄰怎樣勸慰都不管用，但一看到官吏依法搜捕壞人他就害怕了，開始改掉惡習。

    人們總是受到慈愛就嬌縱，見到威勢就屈服。明君總要嚴峻立法并嚴格用刑，施行獎賞最好是豐厚而且總能兌現，使人們有所貪圖。

    闡述完觀點后，就是此文的重點和重心。

    所謂五蠹就是五種危害國家，阻止國家強大，使得國家混亂的五種人。

    儒者：儒家學派的人，用文辭擾亂法紀，蠱惑君主和世人。

    縱橫家：言談者，在國與國之間搞外交，花言巧語、搬弄是非，輕易挑起戰爭。國家不能靠外交強大，要靠修內政強大。

    游俠：劍士、刺客，聚集黨徒，效力于貴族，觸犯法令。

    患御者：害怕服兵役的青壯年，為逃兵役投奔權臣貴族門下。

    不法商工之民：制造殘次商品，賣給辛苦耕種的農民來獲取巨大利益。

    韓非把儒家和縱橫家給形容成了蛀蟲，因為韓非師從荀子，所以多儒家非常了解，文章中對儒家的抨擊可謂一針見血，比對縱橫家的批判更加辛辣，相當的有意思。

    儒家雖然在后世備受推崇，但在當時的戰國時期非常不受重視，是眾矢之的，受到很多人攻擊。

    儒家宣傳“仁政”，用“仁”治理、統一天下。

    但戰國時期各個國家統治者都在忙著兼并戰爭，想著怎么打倒敵國讓自己的國家更為強大。

    如果統治者用“仁”治天下，那么他就會被其他國家吞并，誰他們用仁政治理天下啊？

    所以，當儒家的“仁政”在當時可謂沒有用武之地。

    這種抨擊在春秋戰國時代并不過分，那個時候沒有統一的思想權威，各家各派捍衛自己的學說，都認為自己的思想才是最好的，才能救世救民。

    韓非不算說的最過的，先人孟子對其他百家的抨擊更為辛辣，絲毫不留情。

    孟子稱張儀、公孫衍為“妾婦之道”，看人家臉色行事，給自己謀得一點兒好處，甚至罵楊朱、墨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這里的墨翟就是諸子百家中的墨子，也就是《秦時明月》中的墨家。楊朱就是《一人之下》中千年邪派“全性”所尊崇的祖師爺，著名觀點“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當然孟子雖然言辭辛辣，但并不是一味謾罵，而是懷著捍衛儒家、捍衛真理的正義感。

    那個時代，各個學派互相辯論是常事，又沒有禁區和權威，大家可以暢所欲言。

    《天行九歌》中韓非不僅在《五蠹》中大膽diss儒家、縱橫家，還敢把自己寫的文推薦給身為縱橫家的衛莊。

    這和那個時代背景有很大關系，衛莊即使看著非常不爽也不能對韓非動手，他只能在辯論上想辦法勝過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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