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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榔要求在中央機構(gòu)中，工部下設都水司，主導全國的水利工作，并將其分為“轉(zhuǎn)漕”和“灌田”兩大類。并明確了閘壩、堰圩等水利設施，實現(xiàn)澇時蓄水、旱時泄水。

    并且全國的老百姓都可以提出關(guān)于水利建設的建議。還需要派出國子監(jiān)的學生，到全國各地督修水利設施，可謂是“學以致用”，在實踐中培養(yǎng)水利人才。

    其二，未雨綢繆，備不時之需。

    “閑了置，忙了用”，老百姓都知道緊要的物資需要提前準備好，更何況國家的荒政。

    災害發(fā)生后，最需要的物資就是糧食，明代通過“預備倉”制度來儲備糧食，實施備災。

    預備倉由戶部主管。預備倉的具體設置由地方州縣官員負責，每個州縣設置東南西北四個預備倉，選拔當?shù)啬觊L可靠的民眾管理。

    預備倉中的糧食有多種來源，一是鼓勵富足的民眾捐獻糧食，并給予“義民”稱號、官位等獎勵；二是直接貯存官糧，或以官田地租、稅契、官銀等為代價收購糧食；三是沒收贓款，將罪犯的家產(chǎn)充公。

    如果有人敢貪污預備倉中的米糧，朱榔的要求是誅九族，這個誅九族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認為有些太嚴厲了，不過，朱榔卻力排眾議，就是要誅殺九族，一族都不能少，誰敢動就殺誰。

    跟著朱榔要提出外倉，所謂的外倉就是呂宋，安南，占城等海外國家，朱榔要求在洪武二十年之前，要將這些在明朝周圍的小國家全部收服，讓他們成為大明的外倉，如果大明的災害過于嚴重，預備倉失效，那么就直接啟動外倉。

    第三是驛傳在洪武年間，災情上報并沒有時限，一方面是由于明初各地都有駐軍且備災充分，往往不需要中央特地集中力量賑災。另一方面則是地方官不敢不報，一旦瞞報災情，地方的耆宿有權(quán)直接向朱元璋連名上訴，瞞報的官員直接處死。

    到了弘治年間，政令沒有洪武時期通達，為了不延誤救災，要求夏災不得遲于五月、秋災不得遲于九月上報。如果災情存在上報不及時或有隱瞞、夸大、徇情等行為，由戶部追究其責任。

    那么如何判斷地方上報的災情是否準確呢，明朝還有專門的“勘災”制度。

    實際上災情的上報，主要有兩個目的，一則是向中央申請支援救災，另外一個目的在于減稅、賑貸等災后重建工作。中央需要根據(jù)實際災情來奏請皇帝，是否減輕賦稅、減輕多少賦稅、提供多少資金，這些都是關(guān)系國家財政的大事。

    所以必須通過勘災，實地考察災情影響的范圍，造冊記錄受災家庭的姓名、田地、頃畝、稅糧數(shù)目，并說明實際災害損失。

    這項工作起初是由地方州府官員負責，材料上報后再由戶部派人復查。到了明朝中晚期，巡撫、巡按御史、地方按察司等逐漸參與其中。從這種多方協(xié)同監(jiān)管的方式可以看出，明朝中晚期的行政機構(gòu)疊加冗余、效率低下，而且貪腐已經(jīng)到了很嚴重的地步，中央無法信任單獨一方的監(jiān)察。

    所以朱榔建議，由錦衣衛(wèi)直接勘災必須要快，狠，準將災情情況記錄在案，跟著發(fā)回朝堂，可以讓朝堂有迅速的反應時間，不至于讓百姓流離失所。

    并且朱榔提出古老的官方“貸款”“賑貸”。

    如同當今的助學貸款、農(nóng)業(yè)貸款一樣，由官方出面提供救濟性的“貸款”。

    老百姓雖然脫離了險情，也免除了賦稅，但卻失去了生產(chǎn)資料。農(nóng)民沒有了種子、農(nóng)具和耕牛，無法正常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各種手工業(yè)作坊也需要各式工具。

    后面還有針對貪腐政策，貪腐是荒政的大敵，而且和天災一樣無法完全杜絕，只能通過監(jiān)察手段，盡量減少其損害。

    荒政中的貪腐主要有兩大類，一是不作為，二是借天災中飽私囊。還包括了懶政懈怠。大發(fā)國難財。

    朱榔提議都察院不定時地外派巡按御史，參與勘災、巡視水利、督查倉儲。

    所有的全部寫完，洋洋灑灑三萬多字，而這三萬多字上表之后不到一天的時間，朱元璋大手一揮，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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