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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黃河決溢：黃河改道，從決溢到堵口持續1個月以上，區域達數十縣，受災人口100萬以上；

    長江特大洪水：范圍包括流域內絕大部分地區，持續時間長，平地水深數尺；

    特大淮河決溢：范圍包括流域內絕大部分地區，持續一月以上，平地水深數尺；

    從明朝的特大洪澇災害整體情況可以看出，特大旱情要比雨澇、決溢等特大水災多很多。特別是景泰到崇禎的141年間，特大干旱達到70次，是洪武到正統年間的5倍！嚴重的雨澇、決溢也遠高于明朝前期。

    次生災害嚴重

    旱澇災害的頻發會造成顆粒無收、流離失所，老百姓饑寒交迫。然而這只是災害鏈的起始，它們往往會誘發更多的次生災害。

    其一，避無可避的蝗災。

    明代徐光啟，視“蝗災”為饑荒的三大元兇之一，并且指出了蝗災多因“旱極”而起，危害也遠甚于水旱。

    徐光啟的看法被現代科學證實，蝗蟲產卵的最佳產卵地就是含水量在10-20的土壤。干旱時期水位消退，灘涂和裸露的河床給蝗蟲提供了繁衍之所。多的時候蝗群可在每平方米土中產卵4000～5000個卵塊，每個卵塊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萬～40萬粒卵。

    繁衍出的蝗群以大量含水量較低的植物為食，快速成長，緊接著再度繁育，然后在飛到其他地方尋找充足食物繼續繁衍。這種惡性循環會讓原本小范圍的旱災擴散為大范圍的饑荒，農田、牧草乃至樹葉統統被蝗群啃噬一空。

    其二，可怕的瘟疫。

    瘟疫爆發的原因有很多，往往會成為旱澇災害的重要次生災害，而且在殺傷力上遠比旱澇災害更恐怖，救助難度也更高。

    旱澇災害時期，糧食短缺、家園破敗，流離失所的人們衣不遮體、食不充饑，免疫力大大減退。再加上旱澇災害時期氣溫變化劇烈，又興起了各種傳染源，很容易引發瘟疫。

    首先來看水災，它的致病性很高。水災一旦發生，人們很難獲得潔凈的水源，而且洪水興起時很可能從疫區或者土壤深層卷起病菌，快速感染人群。同時，在水災中溺亡的人畜尸體難以快速掩埋，很容易腐敗并滋生各種病菌和蚊蟲，成為傳染源。

    其次是旱災，同樣是疫情的高發期。旱災往往伴隨著高溫，人和牲畜缺少水源，他們雖然不會挨凍，但卻會因中暑而亡。大量的尸體在高溫下快速腐敗，滋生和散播各種危險的病菌。此外，旱澇災害都會加劇鼠患，這一重要的疾病傳播源進一步加快疫情的擴散。

    最可怕的當屬“旱災蝗災瘟疫”的“組合拳”，僅明朝萬歷年間，就發生兩起這樣嚴重的“復合災害”。明萬歷十三年-十五年，皖、鄂、豫、晉、陜五地大旱，而萬歷十四年又爆發了大蝗災和大瘟疫；明萬歷十六年-十八年，江淮流域大旱，同時發生大范圍瘟疫和蝗災。

    而且災情爆發時，總是有大發國難財的惡人們，他們或是私吞備災的倉儲，或是直接貪墨救災錢糧，或是造假出售商品，或是囤積物資待價而沽，視天災為中飽私囊的大好時機。

    朱榔是穿越者，他太清楚以后大明的災難，和大明百姓將要面對的是什么，所以朱榔寫出一份三萬字的上表，要求朱元璋一定要提前未雨綢繆。

    首先興修水利，防患于未然。

    防災是最佳的選擇，從源頭上消除天災爆發的誘因，極大地降低其爆發幾率。天災并非完全不能避免，對于明代尤其如此。

    明代最重的災情就是旱澇災害，它們也是所有災害中最有可能根治的。

    瘟疫無形、蝗災不定，卻大多因旱澇而起，消除了旱澇災害，瘟疫和蝗災就可以減少很多；

    而旱澇災害，無非就是降水的問題。雖然人們不能控制降水的多寡和分布區域，但是可以通過興修水利來調節降水的分布不均勻。

    暴雨驟降、海潮泛濫，可以用堤壩防堵；久旱無雨，可以泄出之前蓄積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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