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頁 王度廬是位曾被遺忘的作家。許多人重新想起他或剛知道他的名字，都可歸因于影片《臥虎藏龍》榮獲奧斯卡獎的影響。但是，觀賞影片替代不了閱讀原著，不讀小說《臥虎藏龍》（而且必須先看《寶劍金釵》），你就不會知道王度廬與李安的差別。而你若想了解王度廬的“全人”，那又必須盡可能多地閱讀他的其他著作。北岳文藝出版社繼《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還珠樓主小說全集》之后推出這套《王度廬作品大系》（以下簡稱《大系》），對于通俗文學史的研究，可謂功德無量！ 王度廬，原名王葆祥，字霄羽，1909年生于北京一個下層旗人家庭。幼年喪父，舊制高小畢業即步入社會，一邊謀生，一邊自學。十七歲始向《小小日報》投寄偵探小說，隨即擴及社會小說、武俠小說。1930年在該報開辟個人專欄《談天》，日發散文一篇；次年就任該報編輯。八年間，已知發表小說近三十部（篇）。1934年往西安與李丹荃結婚，曾任陜西省教育廳編審室辦事員和西安《民意報》編輯。1936年返回北平，繼續以賣稿為生，次年赴青島。青島淪陷后始用筆名“度廬”，在《青島新民報》及南京《京報》發表武俠言情小說（同時繼續撰寫社會小說，署名則用“霄羽”）。十余年間，發表的武俠小說、社會小說達三十余部。1949年赴大連，任大連師范專科學校教員。1953年調到沈陽，任東北實驗中學語文教員。“文革”時期，以退休人員身份隨夫人“下放”昌圖縣農村。1977年卒于遼寧鐵嶺。 早在青年時代，王度廬就接受并闡釋過“平民文學”的主張。他的文學思想雖與周作人不盡相同，但在“為人生”這一要點上，二者的觀念是基本一致的。 從撰寫《紅綾枕》（1926年）開始，王度廬的社會小說（當時或又標為“慘情小說”“社會言情小說”）就把筆力集中于揭示社會的不公、人生的慘淡，以及受侮辱、受損害者命運的悲苦。 戀愛和婚姻是“五四”新文學的一大主題。那時新小說里追求婚戀自由的男女主人公面對的阻力主要來自封建家庭和封建禮教，作品多反映“父與子”的沖突——包括對男權的反抗，所以，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尤被覺醒的女青年們視為楷模。到了王度廬的筆下，上述沖突轉化成了“金錢與愛情”的矛盾。 正如魯迅所說：娜拉沖出家庭之后，倘若不能自立，擺在面前的出路只有兩條——或者墮落，或者“回家”。王度廬則在《虞美人》中寫道：“人生”“青春”和“金錢”，“三者之間是相互聯系著的”，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里，金錢又對一切起著主導性的作用。他所撰寫的社會言情小說，深刻淋漓地描繪了“金錢”如何成為社會流行的最高價值觀念和唯一價值標準，如何與傳統的父權、男權結合而使它們更加無恥，如何導致社會的險惡和人性的異化。 王度廬特別關注女性的命運。他筆下的女主人公多曾追求自立，但是這條道路充滿兇險。范菊英（《落絮飄香》）和田二玉（《晚香玉》）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虞婉蘭（《虞美人》）終于發瘋，生不如死。唯有白月梅（《古城新月》）初步實現了自立，但她的前途仍難預料；至于最具“娜拉性格”，而且也更加具備自立條件的祁麗雪，最終選擇的出路卻是“回家”。 這些故事，可用王度廬自己的兩句話加以概括：“財色相欺，優柔自誤”（《〈寶劍金釵〉序》）。金錢腐蝕、摧毀了愛情，也使人性發生扭曲。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他的社會小說正是通過寫人，而使社會的弊端暴露無遺。 在社會小說里，王度廬經常寫及具有俠義精神的人物，他們扶弱抗強，甚至不惜舍生以取義。這些人物有的寫得很好，如《風塵四杰》里的天橋四杰和《粉墨嬋娟》里的方夢漁；有些粗豪角色則寫得并不成功，流于概念化，如《紅綾枕》里的熊屠戶和《虞美人》里的禿頭小三。 上述俠義角色與愛情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一樣，也是現代社會中的弱者。作者不止一次地提示讀者，這些俠義人物“應該”生活于古代。這種提示背后隱含著一個問題：現代愛情悲劇里的那些癡男怨女，如果變成身負絕頂武功的俠士和俠女，生活在快意恩仇的古代江湖，他們的故事和命運將會怎樣？這個問題化為創作動機，便催生出了王度廬的俠情小說，這里也昭示著它們與作者所撰社會小說的內在聯系。 《寶劍金釵》標志著王度廬開始自覺地把撰寫社會言情小說的經驗融入俠情小說的寫作之中，也標志著他自覺創造“現代武俠悲情小說”這一全新樣式的開端。此書屬于厚積薄發的精品，所以一鳴驚人，奠定了作者成為中國現代武俠悲情小說開山宗師的地位。繼而推出的《劍氣珠光》《鶴驚昆侖》《臥虎藏龍》《鐵騎銀瓶》1（與《寶劍金釵》合稱“鶴-鐵五部”）以及《風雨雙龍劍》《彩鳳銀蛇傳》《洛陽豪客》《燕市俠伶》等，都可視為王氏現代武俠悲情小說的代表作或佳作。 作為這些愛情故事主人公的俠士、俠女，他們雖然武藝超群，卻都是“人”，而不是“超人”。作者沒有賦予他們保國救民那樣的大任，只讓他們為捍衛“愛的權利”而戰；但是，“愛的責任”又令他們惶恐、糾結。他們馳騁江湖，所向無敵，必要時也敢以武犯禁，但是面對“廟堂”法制，他們又不得不有所顧忌；他們最終發現，最難戰勝的“敵人”竟是“自己”。如果說王度廬的社會小說屬于弱者的社會悲劇，那么他的武俠悲情小說則是強者的心靈悲劇。 王度廬是位悲劇意識極為強烈的作家。他說：“美與缺陷原是一個東西。”“向來‘大團圓’的玩意兒總沒有‘缺陷美’令人留戀，而且人生本來是一杯苦酒，哪里來的那么些‘完美’的事情？”（《關于魯海娥之1這里敘述的是發表次序。按故事時序，則《鶴驚昆侖》為第一部，以下依次為《寶劍金釵》《劍氣珠光》《臥虎藏龍》《鐵騎銀瓶》。 死》）《鶴驚昆侖》和《彩鳳銀蛇傳》里的“缺陷”是女主人公的死亡和男主人公的悲涼；《寶劍金釵》《臥虎藏龍》《鐵騎銀瓶》里的“缺陷”都不是男女主角的死亡，而是他們內心深處永難平復的創傷；《風雨雙龍劍》和《洛陽豪客》則用一抹喜劇性的亮色，來反襯這種悲愴和內心傷痕。 王度廬把俠情小說提升到心理悲劇的境界，為中國武俠小說史做出了一大貢獻。正如弗洛伊德所說：“這里，造成痛苦的斗爭是在主角的心靈中進行著，這是一個不同沖動之間的斗爭，這個斗爭的結束絕不是主角的消逝，而是他的一個沖動的消逝。”1這個“沖動”雖因主角的“自我克制”而消逝了，但他（她）內心深處的波濤卻在繼續涌動，以致成為終身遺恨。 李慕白，是王度廬寫得最為成功的一個男人。 有人說，李慕白是位集儒、釋、道三家人格于一身的大俠；這是該評論者觀賞電影《臥虎藏龍》的個人感受。至于小說《寶劍金釵》里的李慕白，他的頭上絕無如此“高大上”的絢麗光環——古龍說得好：王度廬筆下的李慕白，無非是個“失意的男人”。 在《寶劍金釵》里，李慕白始終糾結于“情”和“義”的矛盾沖突之中，他最終選擇了舍情取義，但所選的“義”中卻又滲透著難以言說的“情”。手刃巨奸如囊中取物，李慕白做得非常輕易；但是他卻主動伏法，付出的代價極其沉重。他做這些都是自愿的，又都是不自愿的。出發除奸之前，作者讓他在安定門城墻下的草地上做了一番內心自剖，這段自剖深刻地展示著他的“失意”，這種心態可以概括為三個字——“不甘心”。 在本《大系》所收“早期小說與雜文”卷中，讀者可以見到王度廬用筆名“柳今”所寫的一篇雜文《憔悴》，其中有段文字，所寫心態與上述李慕白的自剖如出一轍。讀者還可見到，《紅綾枕》里男主角戚雪橋為愛1弗洛伊德：《戲劇中的精神變態人物》，張喚民譯，載《二十世紀西方美學名著選》（上），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 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