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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營墓、祭掃時的一段內心獨白，其心態又與柳今極其相似。于是，我們看到了王度廬、柳今、戚雪橋（還有一些其他角色，因相關作品殘缺而未收入《大系》）與李慕白之間的聯系——李慕白的故事，是戚雪橋們的白日夢；戚雪橋、李慕白們的故事，則是柳今、王度廬的白日夢。

    不把李慕白這個大俠寫成一位“高大上”的“完人”，而把他寫成一個“失意的男人”，這是王度廬顛覆傳統“俠義敘事”，為中國武俠小說史做出的又一貢獻。

    玉嬌龍，是王度廬寫得最為成功的一個女人。

    玉嬌龍的性格與《古城新月》里的祁麗雪有相似之處，但是她的叛逆精神更加決絕、更加徹底。為了自由的愛情，她舍棄了骨肉的親情。同時，她也舍棄了貴胄生活，選擇了荊棘江湖；舍棄了城市文明，選擇了草莽蠻荒。

    對玉嬌龍來說，最難割舍的是親情；最難獲得的，是理想的婚姻。

    她發現自己選擇羅小虎未免有點莽撞，所以又離開了他。她獲得了自由的愛情，卻在事實上拒絕了自由的婚姻。這與其說反映著“禮教觀念殘余”“貴族階級局限”，不如說是對文化差異的正視。盡管如此，這位“古代娜拉”并未“回家”，而是毅然決然地踏上一條不歸路。這條路是悲涼的，同時又是壯美的。

    玉嬌龍和李慕白都是“跨卷人物”。《劍氣珠光》里的李慕白寫得不好，因為背離了《寶劍金釵》中業已形成的性格邏輯。《鐵騎銀瓶》里的玉嬌龍則寫得很好，她青年時代的浪漫愛情，此時已經升華為偉大的、無私的母愛。她青年時代的夢想，終于在愛子和養女的身上得以成真，但是他們攜手歸隱時的心態，也與母親一樣充滿遺憾。

    王度廬的上述成就，都是源于對傳統武俠敘事的揚棄，這也使他的武俠悲情小說擁有了現代精神。

    王度廬又是一位京旗作家。

    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即將內城所居漢人一律遷出，由八旗分駐內城八區。王度廬家住地安門內的“后門里”，屬于鑲黃旗駐區，其父供職于內務府的上駟院。內務府是一個由滿洲上三旗（鑲黃、正黃、正白旗）內“從龍包衣”1組成的機構，專門管理皇家事務。由此可知，王氏當屬編入滿洲鑲黃旗的“漢姓人”，這一族群不同于“漢人”“漢軍”，滿人把他們視為同族2。

    滿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性格剛毅尚武，自立自強，粗獷豪放。入關定鼎之后，宴安日久，八旗制度的內在弊端開始呈現，“八旗生計”問題日益突出，以致最終導致嚴重的存亡危機。王度廬出生時，恰逢取消“鐵桿莊稼”

    （即旗人原本享受的“俸祿”），父親又早逝，全家陷于接近赤貧的境地。他的早期雜文經常寫到“經濟的壓迫”，“身世的漂泊，學業的荒蕪”，疾病的“纏身”，始終無法擺脫“整天奔窩頭”的境況。他的許多社會小說及其主人公的經歷、心境，也都寄托著同樣的身世之感和頹喪情緒。這種刻骨銘心的痛楚，蘊含著當時旗人不可避免的噩運，漢族讀者是難以體會這種特殊的苦痛的。

    同時，王度廬又十分景仰旗族優秀的民族精神。他的作品，明確書寫旗人生活的有十多部；他所塑造的許多旗籍人物身上，都寄托著他對民族精神的追憶和期許。

    從這個角度考察玉嬌龍，首先令人想到滿族的“尊女”傳統。滿族文史專家關紀新認為，這一傳統的形成，至少有四點原因：一、對母系氏族社會的清晰記憶；二、以采集、漁獵為主的傳統經濟，決定了男女社會分工趨于平等；三、入關之前未經歷很多封建化過程；四、旗族少女在理論上都有“選秀入宮”機會，所以家族內部皆以“小姑為大”。3玉嬌龍那昂揚的生命力，正是滿族少女普遍性格的文學升華。《寶刀飛》可能是第一部把入宮前的慈禧，作為一位純真、浪漫而又不無“野心”的旗族姑娘加以描繪的小說。作者以“正筆”書寫入宮前的她，用“側筆”續寫成為“西宮娘娘”之后的她，沉重的歷史1“包衣”，滿語，意為“家里人”，在一定語境下也指“世仆”“仆役”；“從龍”，指從其祖先開始就歸皇帝親領。王度廬在一份手寫的簡歷里說：父親在清宮一個“管理車馬的機構”任小職員，這個機構當即內務府所屬之上駟院。

    2按：“滿人”專指滿族；“旗人”這一概念則涵括滿洲、蒙古、漢軍三個八旗的所有成員，其內涵大于“滿人”。

    3參閱關紀新:《多元背景下的一種閱讀——滿族文學與文化論稿》，遼寧民族出版社，2013，第219頁。

    感里蘊含幾分惋惜，情感上極具“旗族特色”。

    在《寶劍金釵》和《臥虎藏龍》里，德嘯峰雖非主人公，卻可視為旗籍“貴胄之俠”的典型。他沉穩、老練，善于謀劃，善于掌控全局，比李慕白更加“拿得起、放得下”。他的身上比較完整地體現著金啟孮所說京城旗人游俠的三個特征：一、凌強而不欺下，一般人對他們沒有什么惡感。二、多在八旗人居住的內城活動，沒什么民族矛盾的辮子可抓。三、偶或觸犯權勢，但不具備“大逆不道”的證據，故多默默無聞。1鐵貝勒、邱廣超和《彩鳳銀蛇傳》里的謝慰臣都屬此類人物。

    進入民國之后，由于政治、經濟原因，京中旗人的精神狀態呈現更趨萎靡甚至墮落之勢（《晚香玉》里的田迂子即為典型），但是王度廬從閭巷之中找到了民族精神的正面傳承。《風塵四杰》實際寫了五個“閭巷之俠”——那位“有學有品而窮光蛋”2的“我”，也算一個“不武之俠”。作者清楚地認識到：雖然早非“俠的時代”，但是天橋“四杰”3身上那種捍衛正義，向善疾惡，剛健、豁達、堅韌、仗義、樂觀的民族精神，卻是值得弘揚光大的。這已不僅僅是對旗族的期許，更是對重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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