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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文學的先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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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何為西方語境下的通俗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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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的發展史因民族而異，文學史對文學發展規律的總結自然也因民族而異。

    就以英倫三島為例，20世紀中葉以前，英國的文學史研究主要以半王室贊助、半教會贊助的模式為導向，并不以大學為根本的權威研究機構進行主導。因此，英國的文學史在其近代國人眼中被分類總結為了一部詮釋凱爾特、盎格魯薩克遜、諾曼和大英民族的民族敘事歷史，以及一部詮釋德魯伊教、凱爾特基督教、天主教和國家教會的宗教敘事歷史。

    這便是一種典型的西歐文學史觀，將‘民族交流’和‘宗教迭代’視作推動文學發展的主要動力。這種史觀的一大特點便是：他們對文學發展的總結具有明顯且強烈的滯后性。站在東亞文學、美洲文學以及東歐文學等等其它文學界的立場來看，這顯然是受王室和教會所贊助的研究機構們為了“反哺”贊助人，而將文學發展牽強附會于民族和宗教的結果。

    那么，文學發展的本質是什么呢？

    答案是市場。越是久遠的古代、識字率越低，自然就會導致文學的消費者群體越小、越封建化、越政治化。而越是當代、識字率越高，自然也會導致文學的消費者群體越大、越開放化、越市場化。

    然而，凡事總有個先來后到。盡管如今的文學已經高度市場化，但負責研究和總結文學的權威機構卻并非如此。

    還是以英國為例，其最權威文學研究機構——皇家文學學會早在19世紀初便成立，而其“王室出資金、教會出宣傳、學者出稿件”的合作模式更是遠早于此年代之前就已經形成。

    結合我們上文所述西歐文學史觀的滯后性，就顯現了一個荒唐的場面——在英國人引以為傲的維多利亞時代，當美國、俄羅斯這些在大英帝國看來的國際爆發戶和土老帽們打通了民間文學和學院文學之間的隔閡、用先進而開放的文學觀接手了文學發展的先鋒旗幟之時，高貴而悠久的英國文學界還在以‘通俗且庸俗’的高傲心態，否定著市場、否定著消費者選擇的新文學——美國、俄國在19世紀獲得“國家頒發的榮譽贊美”的草根文學家，可謂一抓一大把。

    而在英國，也就僅有查爾斯·狄更斯、柯南·道爾這些極少數的“市場銷售與民間人氣，同時大滿貫！”的天才作者，能幸運地在有生之年獲得英國權威文學研究機構的“榮譽認同”。而像是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瑪麗·雪萊、阿瑟·梅琴等等的，現今我們認為在科幻、驚悚、超自然題材上的文學先驅名家，其實都是在20世紀中葉，才逐漸獲得英國權威文學研究機構（或者，換個說法：“主流學界”）的重新審視、吸納、贊美——在此時間點之前，這些先驅開拓者的作品盡管能在英國市場賺到錢，但在英國文學界的眼中，尚不過是‘通俗作家’的庸俗把戲罷了。

    至此，用于否定新文學的通俗文學定義，同時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西方語境下的通俗文學定義，終于走上了歷史的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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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俗的先鋒性又從何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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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迥異于同時期的英國文學界，對于面向小地主、小業主、白領、工人乃至農民的新文學，除了‘捍衛大地主和資本家利益’所表現出的天然立場以外，維多利亞時代的美國和俄國文學界的主流聲音，普遍還是對這些新文學投以‘承認的態度’。

    細論例舉，諸如普希金、克雷洛夫、愛倫·坡、愛默生等人——這些直面大眾市場的作家不同于那些協會作家——他們不以協會榮譽論資質、不以協會典禮做宣傳、不以協會人脈當靠山。能否為‘下沉市場’的廣泛讀者群體，帶來值得閱讀、值得購買、值得信任的作品，便是這一批先鋒作家（以當時的視角而言）生存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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