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一四 三個醫生 《朝華夕拾》第七篇是《父親的病》，里邊講到三個醫生，雖然只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即是陳蓮河本名何廉臣，是最后的一個。說“舌乃心之靈苗”，一種什么丹點在舌頭上，可以見效的，實在乃是最初的醫生，只記得姓馮，名字已失傳，當時病人還能走出到堂前廊下來看病，可以為證。他大概只來了兩三回，就不再請了，這倒與心之靈苗無關，原因是上一次說“老兄的病不輕，令郎的沒有什么”，下回來時卻說的相反了，他穿了古銅色的夾緞袍，酒氣拂拂，其說不清楚或者也是無足怪的。靈苗一說未曾和他的大名一同散逸，卻也成了佚文，沒有歸宿，所以便借掛在何大夫的賬上，雖然實在并不是他所說的。中間的醫生是姚芝仙，醫方的花樣最多，仿佛是江湖派的代表，至于篇首所記的一個名醫的故事，那時候的確有這傳說，事實究竟如何，現在不能確說。此外有盛名的醫生本來還有一個朱滋仁，就住在東邊貼間壁，幾乎有華陀轉世的名譽，可惜他自己先歸道山了，來不及請教他，他雖然在上海洋場上很久，可是江湖氣似乎還不很重。《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說園與房子現在賣給了朱文公的子孫，那就是他的兒子朱朗仙是也。 一五 魯老太太 魯老太太是魯迅的母親；她母家姓魯，住在會稽的安橋頭，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魯的。她的父親號晴軒，是個舉人，曾在戶部當主事，因病辭職回家，于光緒甲申年去世。她有兩個姊姊，一個哥哥，號怡堂，一個兄弟，號寄湘，都是秀才，大約在民國前后也都故去了。她生于清咸豐七年即一八五七年，于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在北京去世，年八十七歲。她沒有正式讀過書，卻能識字看書，早年只讀彈詞說部，六十以后移居北京，開始閱報，日備大小報紙兩三份，看了之后與家人好談時事，對于段張馮蔣諸人都有批評。她是閨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堅韌性。清末天足運動興起，她就放了腳，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綽號“金魚”的頑固黨揚言曰：“某人放了大腳，要去嫁給外國鬼子了。”她聽到了這話，并不去找“金魚”評理，卻只冷冷說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難說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這話告訴家里人聽，所以有些人知道，別的事情也有可以講的，但這一件就很足以代表她的戰斗性，不必再多說了。“金魚”最恨革命黨，辛亥光復前夕往大街，聽謠言說革命黨進城了，立即癱軟走不成路，由旁人扶掖送回，傳為笑柄。 一六 一幅畫 我有一幅畫，到我的手里有八九年了，我不知道怎么辦才好。這如說是畫，也就是的，可是又并不是，因為此乃是畫師想象出來的一個人的小像。這人是我的四弟，他名叫椿壽，生于清光緒癸巳（一八九三）年，四歲時死了父親，六歲時他自己也死了，時為光緒戊戌。他很聰明，相貌身體也很好。可是生了一種什么肺炎，現在或者可以醫治的，那時只請中醫看了一回，就無救了。母親的悲傷是可以想象的，住房無可掉換，她把板壁移動，改住在朝北的套房里，桌椅擺設也都變更了位置。她叫我去找畫神像的人給他憑空畫一個小照，說得出的只是白白胖胖的，很可愛的樣子，頂上留著三仙發，感謝那畫師葉雨香，他居然畫了這樣的一個，母親看了非常喜歡，雖然老實說我是覺得沒有什么像。這畫得很特別，是一張小中堂，一棵樹底下有圓扁的大石頭，前面站著一個小孩，頭上有三仙發，穿著藕色斜領的衣服，手里拈著一朵蘭花。如不說明是小影，當作畫看也無不可，只是沒有一點題記和署名。她把這畫掛在房里前后足足有四十五年，在她老人家八十七歲時撒手西歸之后，我把這畫卷起，連同她所常常玩耍，也還是祖母所傳下來的一副骨牌，拿了過來，便一直放在箱子里，沒有打開來過。這畫是我經手去托畫裱好拿來的，現在又回到我的手里來，我應當怎么辦呢？我想最好有一天把它火化了吧，因為流傳下來它也已沒有意義，現在世上認識他的人原來就只有我一個人了。 補記 在本文發表之后，這所說的一幅畫，已由我的兒子拿去捐獻給文化部，掛在魯迅故居的原來地方了。 一七 姑母的事情 我有過兩個姑母，她們在舊式婦女并不算怎么不幸，可是也決不是幸福，大概上兩代的女人差不多就是那么樣吧。大姑母生于清咸豐戊午（一八五八）年，出嫁很遲，在吳融馬家做繼室，只生了一個女兒，有一年從母家回鄉去，坐了一只小船，中途遇見大風，船翻了，舟夫幸而免，她卻淹死了。小姑母生于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年，嫁在東關金家，丈夫是個秀才，感情似頗好，可是舅姑很難侍候，遇著好許多磨折。她不知是哪一年出嫁的，她有一個女兒是屬兔的，即光緒辛卯（一八九一）年所生，算來結婚當是己丑庚寅之間吧，她平常對幾個小侄兒都很好，講故事唱歌給他們聽，所以她出閣那一天，大家特別戀戀不舍，這事情一直到后來還不曾忘記。至甲午（一八九四）年她產后發熱，不久母子皆死，這大抵是產褥熱，假如她生在現代，那是不會得死的。她的死耗也使得內侄們特別悲傷，據說她在高熱中說胡話，看見有紅蝙蝠飛來，當時魯迅寫過祭文似的東西，內容卻是質問天或神明的，里邊特別說及這紅蝙蝠的問題，這是神的使者還是魔鬼呢，總之它使好人早夭，乃是不可恕的了。魯迅后來在日記上記著她的忌日，可見他也是很久還記憶著的。 一八 丁耀卿 丁耀卿這名字，大概現今知道的人已經很少了吧。我當初也不認識他，辛丑八月中我同了封德三的一家從鄉下來到南京，輪船在下關靠了躉船的時候，有幾個人下來迎接，有一個據說是封君的母族長輩，年紀卻很青，看他在講話，可是我一句都聽不出。原來他就是丁耀卿，紹興人，礦路學堂本屆畢業生，是魯迅的同班至友，生了肺病，如今結核菌到了喉頭，所以聲帶啞了，說起話來沒有聲音。這之后我就沒有機會看見他，到了十二月初，就聽見人說丁君已于上月廿六日去世，這一條寫在舊日記上，還錄有兩副人家送給他的挽聯。其一署名豫才周樹人，文曰，“男兒死耳，恨壯志未酬，何日令威來華表。魂兮歸去，知夜臺難瞑，深更幽魄繞萱幃。”其二署名秋平蔣桂鳴，文曰，“使君是終軍長吉一流，學業將成，三年嘔盡心頭血。故鄉在鏡水稽山之地，家書未達，千里猶縫游子衣。”蔣君大概是陸師學堂的學生，記得年紀較大，在前清還有點功名，不知道是秀才還是廩生了，也是浙江人，或者是臺州人也說不定（魯迅在南京時的日記如尚保存，當有更多的資料可以找到）。 一九 胡韻仙 胡韻仙為鉛山胡朝梁（詩廬）的兄弟，初名朝棟，進水師學堂，與魯迅同學，及魯迅退學，他也因事出來了。過了些時改名胡鼎，和我同考“云從龍風從虎論”，以第一名錄取，補副額（即三班），洋漢文功課均佳。壬寅二月魯迅將往東京，韻仙拿了三首詩來送他，今錄于下： “憶昔同學，曾幾何時，弟年歲徒增，而善狀則一無可述，茲聞兄有東瀛之行，壯哉大志，欽慕何如，爰賦數語，以志別情，猶望斧正為荷。 英雄大志總難侔，夸向東瀛作遠游。極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責任在君流。 總角相逢憶昔年，羨君先著祖生鞭。敢云附驥云泥判，臨別江干獨愴然。 乘風破浪氣豪哉，上國文光異地開。舊域江山幾破碎，勸君更展濟時才。” 這幾首在他的詩里不算是佳作，我請他寫一個扇面，寫的是自作的兩首詩，一是彭蠡遇風，一是送兄之作，暑假時拿回去為祖父所見，詢是同班學生，曾鄭重的說，同學中有這樣人才，不可大意，須要加倍用功。韻仙很有才氣，能說話，能寫文章，能做事，在我們少數的朋友中間，沒有一個人及得他來。他曾自評云，“落拓不羈，小有才具。”自謙之中也有自知之明。他在駕駛堂的宿舍，獨占一間，末了一個時期忽將板床拆去，只留三張半桌，放在房子中間，晚上便在這上邊睡覺，平常將衣服打成背包，背著繞了桌子走。問他是什么意思，答說中國這樣下去非垮臺不可，大家學習逃難要緊。聽的人都以為狂，其實他自然是在鍛煉吃苦，想去參加革命，轉入陸師后環境較好，同志也可能多一點，但是他不久病故，所以并沒有能夠干得什么事，倒是他的老兄到民國初年尚在，在教育部做官，專門做江西派的詩，當年的志氣也一點都沒有了。 二〇 秋瑾 秋瑾與魯迅同時在日本留學。取締規則發表后，留學生大起反對，秋瑾為首，主張全體回國，老學生多不贊成，因為知道取締二字的意義并不怎么不好，因此這些人被秋瑾在留學生會館宣告了死刑，有魯迅許壽裳在內，魯迅還看見她將一把小刀拋在桌上，以示威嚇。不久她歸國，在江浙一轉，回到故鄉去，主持大通體育學堂，為革命運動機關，及徐錫麟案發被捕，只留下“秋雨秋風愁殺人”的口供，在古軒亭口的丁字街上被殺，革命成功了六七年之后，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藥》，紀念她的事情，夏瑜這名字很是顯明的，荒草離離的墳上有人插花，表明中國人不曾忘記了她。在日本報上見到徐案消息的時候，留在東京的這一派人對于與徐秋有關的人的安全很是憂慮，卻沒有人可以前去，末后托了一個能懂中國話的日本同志，設法混進紹興去，可是一切混亂，關系的人一個都找不到，竺紹康王金發大概逃回山里，陶成章陳子英等人隨即溜到東京來了。這個探信的人大抵未曾留辮子，異言異服的，不曾被做公的抓了去，實屬運氣之至，可見清朝稽查還不密，那時城中還沒有客棧，所以無處安身，只好在一家雅片煙館里混了兩晚，他也不會抽大煙，不知道是怎么的對付過來的。他的姓名現在已不記得，這事件遠在四十多年以前，所以知道的人現在活著的也只有一兩個人了吧。 二一 袁文藪與蔣抑卮 袁文藪與蔣抑卮都是魯迅的老朋友。魯迅從仙臺醫學校退了學，來到東京，決心要做文學運動，先來出一個雜志，定名叫作“新生”，是借用但丁的一本書名的。他拉到了兩個同鄉友人，給《新生》寫文章，一個是許季茀，一個即是袁文藪。許是在東京高等師范念書，袁不知學的是什么，但未曾畢業，不久轉往英國留學去了。袁與魯迅很是要好，至少關于辦雜志談得很投合吧，可是離開了東京之后就永無音信，所以這里關于他的故事也終結了。蔣抑卮是杭州的銀行家，大概是浙江興業銀行的理事吧，他本與許季茀相識，一九〇八年他往東京割治耳病，先到本鄉許處寄居，魯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認識了。他雖是銀行家，卻頗有見識，舊學也很好，因此很談得來，他知道魯迅有介紹外國小說的意思，愿意幫忙，墊付印刷費，賣了后再行還他。這結果便是那兩冊有名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一千本，墊了一百元，第二冊減少只印了五百冊，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沒有這墊款，那小說集是不會得出世的。此書在東京的群益書社寄售，上海總經售處是一家綢緞莊，很是別致，其實說明了也極平常，因為這鋪子就是蔣家所開的。《域外小說集》的故事已經有些人講過了，但是關于出資的人似尚未提及，我覺得也值得介紹一下。民國以后，魯迅在北京的時候，蔣抑卮北來必去拜訪，可見他們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 二二 蔣觀云 魯迅在東京的朋友不很多，據我所知道的大概不過一打之數，有的還是平常不大往來的。現在我便來講這樣的兩個人，即是蔣觀云與范愛農。觀云名蔣智由，是那時的新黨，避地東京，在《清議報》什么上面寫些文章，年紀比魯迅總要大上二三十歲了，因為他是蔣伯器的父親，所以同鄉學生都尊他為前輩，魯迅與許季茀也常去問候他。可是到了徐錫麟案發作，他們對他就失了敬意了。當時紹興屬的留學生開了一次會議，本來沒有什么善后辦法，大抵只是憤慨罷了，不料蔣觀云已與梁任公組織“政聞社”，主張君主立憲了，會中便主張發電報給清廷，要求不再濫殺黨人，主張排滿的青年們大為反對。蔣辯說豬被殺也要叫幾聲，又以狗叫為例，魯迅答說，豬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這樣便罷。當初蔣觀云有贈陶煥卿詩，中云，“敢云吾發短，要使此心存，”魯迅常傳誦之，至此時乃仿作打油詩云：“敢云豬叫響，要使狗心存，”原有八句，現在只記得這兩句而已。蔣著有《海上觀云集》，在橫濱出版，以舊詩論大概還有價值，可是現今知道的人恐怕已經不多了吧。 二三 范愛農 范愛農是《越諺》著者范寅的本家，在日本留學大概是學理工的，起初與魯迅并不認識，第一次相見乃是在同鄉學生討論徐案的會場上。其時蔣觀云主張發電報給清廷，有許多人反對，中間有一個人蹲在屋角落頭（因為會場是一間日本式房子，大家本是坐在席上的），自言自語的說道，“死的死掉了，殺的殺掉了，還打什么鳥電報。”他也是反對電報的，只是態度很是特別，魯迅看他那神氣覺得不大順眼，所以并未和他接談，也不打聽他的姓名，便分散了。這是一九〇六年的事情，事隔五年之后，辛亥革命那年，紹興光復，王金發設立軍政分府，聘請魯迅為師范學校校長，范某為副校長，就任之日一看原來即是那蹲在屋角落頭的人，這時候才知道他叫范愛農，所用的官名大家都已不記得了。自此以后他們成為好友，新年前后常常頭戴農夫的氈帽，釘鞋雨傘雪夜去訪魯迅，吃老酒談天到二三更時候。不久魯迅往南京進教育部，范愛農離開師校，很不得意，落水而死，魯迅作五律二首哀之，今收在集里。 二四 蒯若木 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