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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京的這幾年是魯迅翻譯及寫作小說的修養時期，詳細須得另說，這里為免得文章線索凌亂，姑且從略。魯迅于庚戌（一九一〇）年歸國，在杭州兩級師范，紹興府學堂及師范等校教課或辦事，民元以后任教育部僉事，至十四年（一九二五）去職，這是他的工作中心時期，其間又可分為兩個段落，以《新青年》為界。上期重在輯錄研究，下期重在創作，可是精神還是一貫，用舊話來說可云“不求聞達”。魯迅向來勤苦作事，為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學堂的時候，手抄漢譯賴耶爾的《地學淺說》（即是《地質學大綱》）兩大冊，圖解精密，其他教本稱是，但是因為對于那些我不感到興趣，所以都忘記是什么書了。歸國后他就又開始抄書，在這幾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種，只是記得的就有《穆天子傳》，《南方草木狀》，《嶺表錄異》，《北戶錄》，《桂海虞衡志》，程瑤田的《釋蟲小記》，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記》與《記海錯》，還有從《說郛》抄出的多種。其次是輯書。清代輯錄古逸書的很不少，魯迅所最受影響的還是張介侯的二酉堂叢書吧。如《涼州記》，段潁陰鏗的集，都是鄉邦文獻的輯集。（老實說，我很喜歡張君所刊書，不但是因為輯古逸書收存鄉邦文獻，刻書字體也很可喜，近求得其所刻《蜀典》，書并不珍貴，卻是我所深愛。）他一面翻查古書抄唐以前小說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書。這方面的成績第一是一部《會稽郡故書雜集》，其中有謝承《會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鐘離岫《會稽后賢傳記》，賀氏《會稽先賢像贊》，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曾先《會稽地志》，凡八種，各有小引，卷首有敘，題曰太歲在閼逢攝提格（一九一四年甲寅）九月既望記，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冊。敘中有云：

    “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于涼土文獻撰集甚眾，篤恭鄉里，尚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后賢為之綱紀，乃創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累為一帙。”又云：

    “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遺，舍此更不可見，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于故。”這里輯書的緣起與意思都說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敘文署名“會稽周作人記”，向來算是我的撰述，這是什么緣故呢？查書的時候我也曾幫過一點忙，不過這原是豫才的發意，其一切編排考訂，寫小引敘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謄清大約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寫，到了付刊時卻不愿出名，說寫你的名字吧，這樣便照辦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現在覺得應該說明了，因為這一件小事我以為很有點意義。這就是證明他做事全不為名譽，只是由于自己的愛好。這是求學問弄藝術的最高的態度，認得魯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夠知道的。其所輯錄的古小說逸文也已完成，定名為“古小說鉤沉”，當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沒有刻版的資財，托書店出版也不成功，所以還是擱著。此外又有一部謝承《后漢書》，因為謝偉平是山陰人的緣故，特為輯集，可惜分量太多，未能與《故書雜集》同時刊版，這從篤恭鄉里的見地說來，也是一件遺憾的事。豫才因為古小說逸文的搜集，后來能夠有《小說史略》的著作，說起緣由來很有意思。豫才對于古小說雖然已有十幾年的用力，（其動機當然還在小時候所讀的書里，）但因為不求名聲，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里當“票友”，馬幼漁君正做主任，有一年叫我講兩小時的小說史，我冒失的答應了回來，同豫才說起，或者由他去教更為適宜，他說去試試也好，于是我去找馬君換了什么別的功課，請豫才教小說史，后來把講義印了出來，即是那一部書。其后研究小說史的漸多，各有收獲，有后來居上之概，但那些成績似只在后半部，即明以來的章回小說部分，若是唐宋以前古逸小說的稽考恐怕還沒有更詳盡的著作，這與《古小說鉤沉》的工作正是極有關系的。對于畫的愛好使他后來喜歡外國的板畫，編選北京的詩箋，為世人所稱，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漢石刻畫像終于未能編印出來，或者也還沒有編好吧。

    末了我們略談魯迅創作方面的情形。他寫小說其實并不始于《狂人日記》，辛亥（一九一一）年冬天在家里的時候，曾經用古文寫過一篇，以東鄰的富翁為模型，寫革命前夜的情形，性質不明的革命軍將要進城，富翁與清客閑漢商議迎降，頗富于諷刺的色彩。這篇文章未有題名，過了兩三年由我加了一個題目與署名，寄給《小說月報》，那時還是小冊，系惲鐵樵編輯，承其復信大加賞識，登在卷首，可是這年月與題名都完全忘記了，要查民初的幾冊舊日記才可知道。

    附記

    后來有人查出，這小說登在《小說月報》上題曰“懷舊”，署名“周逴”，末尾有編者“焦木附志”的話，“實處可致力，空處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誤，靈機人所固有，非難事也。曾見青年才解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饾饤，無有是處，亟宜以此等文字藥之。”

    第二次寫小說是眾所共知的《新青年》時代，所用筆名是“魯迅”，在《晨報副刊》上為孫伏園每星期日寫《阿q正傳》，則又署名“巴人”，所作隨感錄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幾篇是用這個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后來這些隨感編入《熱風》，我的幾篇也收入在內，特別是三十七八，四十二三皆是。整本的書籍署名彼此都不在乎，難道二三小文章上頭要來爭名么？這當然不是的了。—當時世間頗疑“巴人”是蒲伯英，教育部中有時議論紛紜，毀譽不一，魯迅就在旁邊，茫然相對，是很有滑稽意味的事。他為什么這樣做的呢？并不如別人所說，因為言論激烈所以匿名，實在只如上文所說不求聞達，但求自由的想或寫，不要學者文人的名，自然更不為利，《新青年》是無報酬的，《晨報副刊》多不過千字五角錢罷了。以這種態度治學問或做創作，這才能夠有獨到之見，獨創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問工作大小都有價值，與制藝異也。

    魯迅寫小說散文又有一特點，為別人所不能及者，即對于中國民族的深刻的觀察。豫才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譬如讀過《曲洧舊聞》里的因子巷一則，誰會得再忘記，會不與《一個小人物的懺悔》上所記的事情同樣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書本里得來的知識上面，又加上親自從社會里得來的經驗，結果便看見一個充滿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讓它通過藝術發現出來，就是那些作品。從這一點說來，《阿q正傳》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人家所罵也正是應該的。這是寄悲憤于滑稽，在從前那篇小文里我曾說用的是顯克微支的手法，著者本人當時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認的。正如《炭畫》一般，里邊沒有一點光與空氣，到處是愚與惡，而這愚與惡又復厲害到可笑的程度。集中有些牧歌式的小話都非佳作，《藥》里稍微露出一點的情熱，這是對于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藥”了，此外就再也沒有東西可以寄托希望與感情。不被禮教吃了肉去，就難免被做成“藥渣”，這是魯迅對于世間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現出來，事實上也是如此。講到這里我的話似乎可以停止了，因為我只想略講魯迅的學問藝術上的工作的始基，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于其他問題能談的人很多，還不如等他們來談吧。

    廿五年十月廿四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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