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魯迅與古書的問題，普通有兩種絕不相同的說法。甲說是主張用古文的一派：你們佩服魯迅，他的新文學固然好，但那正是從舊文學出來的，因為他讀得古書多，文學有根柢。乙說根據魯迅自己的說法，在《京報副刊》征求“青年必讀書”的時候，他竭力勸青年不要讀中國古書，免得意氣銷沉下去。這兩種說法都不能說不對，可是也不全對，因為是片面的，不可能作為依據。我們現在客觀的來評判一下，甲說的用意不好，利用魯迅讀古書的事實，來替古文張目，所以把事實歪曲了，是不足憑信的。乙說呢，事實是沒有錯，但我們知道那時正是北洋政府的反動時代，社會上復古空氣很濃厚，提倡古典文學，就會被復古派所利用，有害無益，魯迅反對讀古書的主張是對于復古運動的反抗，并不足證明他的不讀古書，而且他的反對青年讀古書的緣故正由于他自己讀透了古書，了解它的害處，所以才能那么堅決的主張。現在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客觀的看來，魯迅多讀古書，得到好處，乃是事實，而這好處可以從消極和積極這兩方面來說。

    我們先來說第一點。所謂消極的好處，便是他從古書里發見了舊中國的病根，養成他反封建，反禮教的思想，發動偉大的思想的革命，這影響是很大的。中國的封建禮教思想過去有長遠的歷史，浸潤在一切文物里邊，凡是接觸著的人，容易感染，不加救治就將成為痼疾。歷代學者能夠知道并且揭穿這個毛病的，屈指可數，漢末孔融與嵇康，明季李卓吾，清朝戴東原與俞理初這幾個人而已。魯迅同一般讀書人一樣，在古書堆里鉆了多年，卻能獨自覺悟，這是什么道理呢？或者有人說這是科學知識的力量吧，事實卻并不是如此，因為有好些科學家對于禮教并不反對。古語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魯迅便是因為身入虎穴，這才明白了老虎的真相的。話雖如此，鉆到古書堆里這正與入虎穴相似，是頗為危險的事情，他有什么方法，才能安全無事的進去又出來的呢？這個理由有點不易說明，但事實總是這樣，他在古書里摸索，黑暗中一手摸著了“禮教”（有如童話里的“老虎外婆”）的尖利的爪牙，使他驀地覺悟，以后留心看去，到處看出猛獸的形跡，從這里發展下去，成為反封建禮教的打虎將，那是很自然的順序了。

    魯迅摸著禮教的爪牙，這事出現在他很小的時候，具體的說是在初看《二十四孝》的時候。《二十四孝》據說是南宋大儒朱晦庵所編的，這事固然尚待查考，未可信憑，但在民間很有力量，是“三綱”中“父為子綱”的宣傳書，那是人人皆知的。那里邊所說的大抵離奇古怪，不近人情，其中老萊子彩衣娛親，畫作一個須發浩白的老人倒臥地上，手持有耳小搖鼓，魯迅的故鄉叫作“搖咕咚”的玩具，樣子十分可笑，魯迅文中已經大加嘲笑，尤其荒謬的要算那一幅郭巨埋兒的故事了。因為要孝養父母，嫌兒子養育花錢，決心去掘土坑，想把兒子活埋了事，畫里郭巨正在挖坑，郭巨的妻子手里抱著那小兒站著，小兒手里也正捏著一個搖咕咚。這使得魯迅看了發生怎樣的悲憤，在他后來所寫的“二十四孝”那篇文章中可以清楚的感到，我們這里可以不必重復多說。魯迅在小時候就從孝道的教科書《二十四孝》上了解了古來禮教的殘忍性，就立定了他的觀點，隨時隨地都加警惕，從古書中更多的發見資料，書讀得愈多，也就愈加證明他見解的正確。這個結論便是“禮教吃人”，直到五四前后在《新青年》上才有機會揭出這個事實，表現在文學上的即是魯迅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

    魯迅在《二十四孝》上發見了封建禮教的殘忍性，又從種種子史古書上得到了大量的證明材料，這里可以稍加說明。他在書房里很早就讀完了四書五經，還有工夫來加讀了幾經，計有《周禮》，《儀禮》以及《爾雅》。可是這些經書固然沒有給他什么好教訓，卻也還不曾給了他大的壞印象，因為較古的書也較說的純樸，不及后代的說得更是嚴緊，兇狠。例如孔子在《論語》里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漢朝學者提出了“三綱”，說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宋人就更是干脆，說什么“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所以魯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漢以后，特別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雜家。舉出具體的例來說：他看《玉芝堂談薈》知道了歷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雞肋編》知道了南宋山東義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為糧，看《南燼紀聞》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張獻忠的兇殺，看《明季稗史匯編》里的《揚州十日記》知道了滿人的屠殺，至于國朝典故殘本《立齋閑錄》里錄存明永樂的上諭，兇惡得“言語道斷”，（這里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氣，他總結起來，說中國書上鮮紅的寫著二字曰“吃人”，豈不是正當的么？他這篇《狂人日記》，形式是小說，實際是反對封建禮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說是他關于野史和筆記的一則讀書筆記。魯迅在借了小說對于封建禮教開火以后，一直沒有停過，在《祝福》里又開始了第二次總攻擊。我們不能說魯迅文章的好處是從古文中出來，但是說他攻擊禮教這個意思乃是從古書中得來，即是出于古書的賜予，也是可以的吧？

    上邊我們只說得消極的一面，其實在積極的一方面他也從古書得到不小的好處。這用現代的一句話來說，便是他因此理解了祖國的偉大的文化遺產，至于供給他后來在文藝研究的基礎那還在其次。在魯迅生存著的期間，國內有著什么保存國粹的口號，最明顯的是劉師培黃侃的《國故》和吳宓胡先骕的《學衡》兩次運動，但那是復古派所發動的，借了這個名稱來維持舊禮教和古文，大家多反對它，覺得他們所謂國粹實在乃是些國滓國糟，因此連這個名字也有點厭惡，不愿意用了。可是試問，國粹這物事有沒有呢，我想這是有的，不過不必說得那么玄妙，只如現今所說文化遺產，就十分確當。魯迅讀書從經書起頭，于四書之外又讀了八部經，可是如上文所說，這對于他大概沒有什么影響。正史方面有一部明刊十八史，以備查考，也不曾好好讀過。他小時候讀過《古文析義》，當然也讀《東萊博議》，但他與八大家無緣，“桐城派”自然更不必說了。《詩經》是硬讀的，因此難以發生興趣，韻文方面他所喜愛的有一部《楚辭》，此后是陶淵明，唐朝有李長吉，溫飛卿和李義山，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卻并不著重，只有一部《劍南詩稿》，那大抵還是因為同鄉的關系也未可知。對于“正宗”的詩文總之都無什么興味，因此可以說他所走的乃是“旁門”，不管這意思好壞如何，總之事實是正確的。文章方面他喜歡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約》，他曾經選了來教過學生。他可以說愛六朝文勝于秦漢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陽伽藍記》，《水經注》，《華陽國志》，本來都是史地的書，但是文情俱勝，魯迅便把它當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純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兩冊的《六朝文絜》，很精簡的輯錄各體文詞，極為便用。他對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歡那一代的雜著，小時候受唐代叢書的影響，后來轉《太平廣記》，發心輯錄唐以前的古小說，成為《鉤沉》巨著，又集唐代“傳奇文”，書雖先出，實在乃是《鉤沉》之續，不過改輯本為選本罷了。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說史的準備，北京大學請他教書，只是一陣東風，催他成功就是了。

    魯迅讀古書還有一方面是很特別的，即是他的看佛經。一般文人也有看佛經的，那大半是由老莊引伸，想看看佛教的思想，作個比較，要不然便是信仰宗教的居士。但魯迅卻兩者都不是，他只是當作書讀，這原因是古代佛經多有唐以前的譯本，有的文筆很好，作為六朝著作去看，也很有興味。他這方面所得的影響大概也頗不小，看他在一九一四年曾經捐資，托南京刻經處重刊一部《百喻經》，可以明了。梁任公在《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中曾說道：

    “試細檢藏中馬鳴所著之《佛本行贊》，實一首三萬余言之長歌，今譯本雖不用韻，然吾輩讀之，猶覺其與《孔雀東南飛》等古樂府相仿佛。其《大乘莊嚴論》則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說，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經彼點綴之后，能令讀者肉飛神動。馬鳴以后成立之大乘經典，盡汲其流，皆以極壯闊之文瀾，演極微眇之教理，若《華嚴》《涅槃》等，此等富于文學性的經典，復經譯家宗匠以極優美之國語為之移寫，社會上人人嗜讀，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詞繢，故想象力不期而增進，詮寫法不期而革新，其影響乃直接表見于一般文藝。”這一段有地方不免稍有夸張，但大體說得還對，現在借用了來作為魯迅讀佛經的說明，倒是極為適合的。

    魯迅有一個時期也很搞過“文字學”，特別是《說文解字》，如《域外小說集》中那些文言譯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跡，特別在集里那短短的引言上。但是那只是暫時的，到了用白話寫作的時候，這就全然不見，所以這里也從略了。

    《讀書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