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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篇，是從日文的《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四卷里岡澤秀虎的譯本重譯的，并非全卷之中，這算最好，不過因為一是篇幅較短，譯起來不費許多時光，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國所謂“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樣的作品。

    這所敘的是歐洲大戰時事，但發表大約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后了。原譯者另外寫有一段簡明的解釋，現在也都譯在這下面——

    “雅各武萊夫（alexandr　iakovlev）是在蘇維埃文壇上，被稱為‘同路人’的群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則譯在這里的《農夫》，說得比什么都明白。

    “從畢業于彼得堡大學這一端說，他是智識分子，但他的本質，卻純是農民底，宗教底。他是稟有天分的誠實的作家。他的藝術的基調，是博愛和良心。他的作品中的農民，和畢力涅克作品中的農民的區別之處，是在那宗教底精神，直到了教會崇拜。他認農民為人類正義和良心的保持者，而且以為惟有農民，是真將全世界聯結于友愛的精神的。將這見解，加以具體化者，是《農夫》。這里敘述著‘人類的良心’的勝利。但要附加一句，就是他還有中篇《十月》，是顯示著較前進的觀念形態的。”

    日本的《世界社會主義文學叢書》第四篇，便是這《十月》，曾經翻了一觀，所寫的游移和后悔，沒有一個徹底的革命者在內，用中國現在時行的批評式眼睛來看，還是不對的。至于這一篇《農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沒有革命氣，而且還帶著十足的宗教氣，托爾斯泰氣，連用我那種“落伍”眼看去也很以蘇維埃政權之下，竟還會容留這樣的作者為奇。但我們由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領悟蘇聯所以要排斥人道主義之故，因為如此厚道，是無論在革命，在反革命，總要失敗無疑，別人并不如此厚道，肯當你熟睡時，就不奉贈一槍刺。所以“非人道主義”的高唱起來，正是必然之勢。但這“非人道主義”，是也如大炮一樣，大家都會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學”的創造社和“遵命文學”的新月社，都向“淺薄的人道主義”進攻，即明明白白證明著這事的真實。再想一想，是頗有趣味的。

    a．lunacharsky說過大略如此的話：你們要做革命文學，須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兩年；但也有例外，如“綏拉比翁的兄弟們”，就雖然流過了，卻仍然顯著白癡的微笑。這“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學者團體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試看他所寫的畢理契珂夫，善良，簡單，堅執，厚重，蠢笨，然而誠實，像一匹象，或一個熊，令人生氣，而無可奈何。確也無怪lunacharsky要看得頂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這一類，也只要克服者一樣誠實，也如象，也如熊，這就夠了。倘只滿口“戰略”“戰略”，弄些狐貍似的小狡獪，那卻不行，因為文藝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無用的。

    曾經有旁觀者，說郁達夫喜歡在譯文尾巴上罵人，我這回似乎也犯了這病，又開罪于“革命文學”家了。但不要誤解，中國并無要什么“銳利化”的什么家，報章上有種種啟事為證，還有律師保鑣，大家都是“忠實同志”，研究“新文藝”的。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學”了，而中國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魯迅之“老而不死”云。

    十月二十七日寫訖。

    《惡魔》譯者附記

    這一篇，是從日本譯《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的譯文重譯的。比起常見的譯文來，筆致較為生硬；重譯之際，又因為時間匆促和不愛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記得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這一篇，和《鷹之歌》（有韋素園君譯文，在《黃花集》中），《堤》同包括于一個總題之下，可見是寓言一流，但這小本子，現在不見了，他日尋到，當再加修改，以補草率從事之過。

    創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國有一篇戈理基的《創作年表》，上面大約也未必有罷。但從本文推想起來，當在二十世紀初頭，自然是社會主義信者了，而尼采色還很濃厚的時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則首尾兩段上，作者自己就說得很明白的。

    這回是枝葉之談了——譯完這篇，覺得俄國人真無怪被人比之為“熊”，連著作家死了也還是笨鬼。倘如我們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樣，自開書店，自印著作，自辦流行雜志，自做流行雜志販賣人，商人抱著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著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資本家抱著“革命文學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學家”抱著資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圍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著沉重的云”罷，戈理基的“惡魔”也無從玩這把戲，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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