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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鑒賞的四階段》譯者附記

    先前我想省略的，是這一節中的幾處，現在卻仍然完全譯出，所以序文上說過的“別一必要”，并未實行，因為譯到這里時，那必要已經不成為必要了。十月四日，譯者附記。

    二　序言與后記（2）

    《出了象牙之塔》

    后記

    我將廚川白村氏的《苦悶的象征》譯成印出，迄今恰已一年；他的略歷，已說在那書的《引言》里，現在也別無要說的事。我那時又從《出了象牙之塔》里陸續地選譯他的論文，登在幾種期刊上，現又集合起來，就是這一本。但其中有幾篇是新譯的；有幾篇不關宏旨，如《游戲論》，《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等，因為前者和《苦悶的象征》中的一節相關，后一篇是發表過的，所以就都加入。惟原書在《描寫勞動問題的文學》之后還有一篇短文，是回答早稻田文學社的詢問的，題曰《文學者和政治家》。大意是說文學和政治都是根據于民眾的深邃嚴肅的內底生活的活動，所以文學者總該踏在實生活的地盤上，為政者總該深解文藝，和文學者接近。

    我以為這誠然也有理，但和中國現在的政客官僚們講論此事，卻是對牛彈琴；至于兩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卻時常有，幾多丑態和惡行，都在這新而黑暗的陰影中開演，不過還想不出作者所說似的好招牌，——我們的文士們的思想也特別儉嗇。因為自己的偏頗的憎惡之故，便不再來譯添了，所以全書中獨缺那一篇。好在這原是給少年少女們看的，每篇又本不一定相鉤連，缺一點也無礙。

    “象牙之塔”的典故，已見于自序和本文中了，無須再說。但出了以后又將如何呢？在他其次的論文集《走向十字街頭》的序文里有說明，幸而并不長，就全譯在下面：——

    “東呢西呢，南呢北呢？進而即于新呢？退而安于古呢？往靈之所教的道路么？赴肉之所求的地方么？左顧右盼，仿徨于十字街頭者，這正是現代人的心。‘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年逾四十了，還迷于人生的行路。我身也就是立在十字街頭的罷。暫時出了象牙之塔，站在騷擾之巷里，來一說意所欲言的事罷。用了這寓意，便題這漫筆以十字街頭的字樣。

    “作為人類的生活與藝術，這是迄今的兩條路。我站在兩路相會而成為一個廣場的點上，試來一思索，在我所親近的英文學中，無論是雪萊，裴倫，是斯溫班，或是梅壘迪斯，哈兌，都是帶著社會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評家；不單是住在象牙之塔里的。這一點，和法國文學之類不相同。如摩理思，則就照字面地走到街頭發議論。有人說，現代的思想界是碰壁了。然而，毫沒有碰壁，不過立在十字街頭罷了，道路是多著。”

    但這書的出版在著者死于地震之后，內容要比前一本雜亂些，或者是雖然做好序文，卻未經親加去取的罷。

    造化所賦與于人類的不調和實在還太多。這不獨在肉體上而已，人能有高遠美妙的理想，而人間世不能有副其萬一的現實，和經歷相伴，那沖突便日見其了然，所以在勇于思索的人們，五十年的中壽就恨過久，于是有急轉，有苦悶，有仿徨；然而也許不過是走向十字街頭，以自送他的余年歸盡。

    自然，人們中盡不乏面團團地活到八十九十，而且心地太平，并無苦惱的，但這是專為來受中國內務部的褒揚而生的人物，必須又作別論。

    假使著者不為地震所害，則在塔外的幾多道路中，總當選定其一，直前勇往的罷，可惜現在是無從揣測了。但從這本書，尤其是最緊要的前三篇看來，卻確已現了戰士身而出世，于本國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一一加以辛辣的攻擊和無所假借的批評。就是從我們外國人的眼睛看，也往往覺得有“快刀斷亂麻”似的爽利，至于禁不住稱快。

    但一方面有人稱快，一方面即有人汗顏；汗顏并非壞事，因為有許多人是并顏也不汗的。但是，辣手的文明批評家，總要多得怨敵。我曾經遇見過一個著者的學生，據說他生時并不為一般人士所喜，大概是因為他態度頗高傲，也如他的文辭。這我卻無從判別是非，但也許著者并不高傲，而一般人士倒過于謙虛，因為比真價裝得更低的謙虛和抬得更高的高傲，雖然同是虛假，而現在謙虛卻算美德。然而，在著者身后，他的全集六卷已經出版了，可見在日本還有幾個結集的同志和許多閱看的人們和容納這樣的批評的雅量；這和敢于這樣地自己省察，攻擊，鞭策的批評家，在中國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

    我譯這書，也并非想揭鄰人的缺失，來聊博國人的快意。

    中國現在并無“取亂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覺得負有刺探別國弱點的使命，所以正無須致力于此。但當我旁觀他鞭責自己時，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來卻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涼藥。生在陳腐的古國的人們，倘不是洪福齊天，將來要得內務部的褒揚的，大抵總覺到一種腫痛，有如生著未破的瘡。未嘗生過瘡的，生而未嘗割治的，大概都不會知道；否則，就明白一割的創痛，比未割的腫痛要快活得多。這就是所謂“痛快”罷？我就是想借此先將那腫痛提醒，而后將這“痛快”分給同病的人們。

    著者呵責他本國沒有獨創的文明，沒有卓絕的人物，這是的確的。他們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國，后來便學了歐洲；人物不但沒有孔，墨，連做和尚的也誰都比不過玄奘。蘭學盛行之后，又不見有齊名林那，奈端，達爾文等輩的學者；但是，在植物學，地震學，醫學上，他們是已經著了相當的功績的，也許是著者因為正在針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殺了。但總而言之，畢竟并無固有的文明和偉大的世界的人物；當兩國的交情很壞的時候，我們的論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時的人心。然而我以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為舊物很少，執著也就不深，時勢一移，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適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于要走到滅亡的路。中國倘不徹底地改革，運命總還是日本長久，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為為舊家子弟而衰落，滅亡，并不比為新發戶而生存，發達者更光彩。

    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五四運動，本也是這機運的開端罷，可惜來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評，本國人大抵不冷不熱地，或者胡亂地說一通，外國人當初倒頗以為有意義，然而也有攻擊的，據云是不顧及國民性和歷史，所以無價值。

    這和中國多數的胡說大致相同，因為他們自身都不是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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