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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根據傅恒曾奉命主持繪制《皇清職貢圖》，又與曹家有親，懷疑是傅恒曾推薦曹雪芹任內廷供奉，參與繪畫。但也只是個猜測罷了，至于真偽始末，已經無從考據。

    但是此序此詩，已經足見曹雪芹擅畫且曾以畫為生。

    另外，敦誠詩《寄懷曹雪芹》亦云：

    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

    君又無乃將軍后，于今環堵蓬蒿屯。

    將曹雪芹比作唐代大畫家曹霸之后，雖是溢美之辭，也可以看出曹雪芹畫藝之高。

    敦敏的《題芹圃畫石》詩更是最直接的證據：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

    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磈礧時。

    另有《贈芹圃》云：

    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

    尋詩人去留僧舍，賣畫錢來付酒家。

    這些寶貴的資料不但告訴我們曹雪芹擅畫，而且喜歡畫石，醉酒后可以一揮而就，筆墨酣暢畫意嶙峋，最見雪芹傲視權貴的性格與抱負。然而同時也寫出曹雪芹在“舉家食粥酒常賒”之際，曾以賣畫抵債。

    賣畫，也是曹雪芹活命的營生之一。

    第四十二回中，惜春奉賈母命要請假畫園子，群釵開會，對于繪畫的工具、準備步驟，有過極詳細的描寫。

    寶釵道：“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里頭有幾幅丘壑的才能成畫。這園子卻是象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就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些樓臺房舍，是必要用界劃的。一點不留神，欄桿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豎過來，階磯也離了縫，甚至于桌子擠到墻里去，花盆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折裙帶，手指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跏了腿，染臉撕發倒是小事。”

    清人郭熙在《畫論山水賦》中說：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其格也；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高與云齊，遠水無波，隱隱如眉，此其式也；山腰云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蹊，樹看頂脖，水看岸基，此其法也。”

    這番議論與寶釵所言十分相應。

    寶釵認為作畫前先要分“地步遠近，分主分賓”，先起了稿子再畫樓臺房舍，這就是定“格”；而后點明“樓臺房會是必要用界劃的”，可見寶釵打算的“式”是“界畫”。

    界畫是一種畫技門類，作畫時使用界尺劃線，故名之。界畫適于畫建筑，其它景物用工筆技法配合，通稱為“工筆界畫”。

    明代陶宗儀《輟耕錄》所載“畫家十三科”中有“界畫樓臺”一科，指以宮室、樓臺、屋宇等建筑物為題材，間以游魚草蟲，各種雀鳥花鳥。從畫的形式或顏色上可分為：水墨、青綠、金碧、淺絳等。

    最后，寶釵提到了“法”：如何插人物，如何有疏密。且給了最具體實用的建議：

    “我教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致圖樣，雖是匠人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著那紙大小，和鳳丫頭要一塊重絹，叫相公礬了，叫他照著這圖樣刪補著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并泥金泥銀，也得叫他們配去。”

    古時做畫以白色絹素為畫布，比宣紙更加滋潤、細膩。而且絹比紙結實，可以反復上色皴染，還可以清洗修改，更適合題材豐富的界畫。

    古時作畫講究“三礬九染，就是將白礬研成細面用溫水泡化再按比例調入膠水內，可使渲染后的色彩不混淆，有光澤。調配膠礬的比由于天氣季節的關系各不相同，夏季六膠四礬，冬日八膠二礬秋日三膠七礬。絹素在畫之前用薄薄的輕礬水刷一道，畫時就好落墨了，畫完后再刷一道輕礬水，裱后金箋就不會繃裂粘色。所以寶釵說“要一塊重絹，叫相公礬了”；又說“配這些青綠顏色并泥金泥銀，也得叫他們配去。”因為青綠金碧便是界畫的主要用色。

    關于《紅樓夢》圖繪中最著名的清代孫溫家族的繪畫，便全是界畫為主，翻開畫冊來，滿眼青碧，宛如叢林。

    寶釵教惜春省筆之法，是按照匠人的園子圖樣先立了稿子，也就是“粉稿”，保證“地步方向不錯”，可免樹傾屋斜，門窗倒豎等弊端。

    西方繪畫講的是焦點透視，而中國畫法則相對提出散點透視，就是在畫卷中設置多個透視點，最簡單的一條就是“近大遠小”，而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相較于尋常國畫的潑墨山水，工筆仕女，花鳥人物而言，《清明上河圖》場景開闊，人物豐富，尤其整個畫面的山水樓臺樹木人物的布局之細密，令人嘆為觀止。

    曹雪芹令惜春畫大觀園圖，很可能就是受到《清明上河圖》的啟發。倘若世上真有惜春其人，真有一幅完整的《大觀園行樂圖》，可真要惜春“慢慢兒地畫”上一年半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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