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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電話給老隋，老隋接電話的時候，都顯得很謙恭，嗯嗯啊啊地回應毛隊長，我也沒聽清他們在說什么。隨后，老隋就把電話遞給了我。

    “莊總，我們兵分兩路，你在成都青羊宮一帶打聽，那不是我轄區，我不好直接出面。我到張繼才家鄉去打聽，免得你到他家鄉，打草驚蛇。”

    果然專業，這我先前還沒考慮過這多。但是，他用“打草驚蛇”這個詞，是不是已經看出，我找張繼才是不好的目的？如果我是來尋老朋友，肯定不用這個詞。如果我是來找張繼才麻煩，對方有意躲著我，用這個詞才恰當。但是，毛隊長是如何看出來的呢？或者，這句話本身就是在試探我？他常年辦案，估計我的小心思，已經被他看出來了？

    不管他如何理解了，只要他在安心幫忙就可以。我只好回答到：“那行，你幫我找找，免得我兩頭跑。”

    “如果你在成都找不到，就給我打電話，我們通過其它渠道來。”

    就這樣，我繼續回到成都。在路上，接到了賀部長的電話，只說是順利，暫時還在德陽，免得他要知道我到成都了，又要客套，造成我們都不自由的局面。

    中國的人情往來，就有這一點尷尬。互相客套中，掩飾了各自真正的想法；來往的應酬中，限制了各自的自由。

    租了個車，只跑到成都市邊上，我就得下車了。因為，他是德陽的出租，不能在成都市區營運。“捉到要罰款的，我一個月都白搞了。”他說到：“現在執法很嚴的，被管理部門抓了，罰款2000至5000，我們公司有人被抓過，腦殼青痛。”

    我聽到他所說“腦殼青痛”，就忍不住想笑，這個土話，很形象。我不好勉強，只好下車，另攔出租了。

    在攔出租車之前，我在路邊隨便買了幅墨鏡，免得張繼才先認出我，悄悄溜掉。最后，坐上一出租車，七彎八轉，大約又過了一個把小時，才到青羊宮門前。

    典型的道教建筑，按風格估計是明清建筑，建筑年代比較久遠，沒有后期重修的痕跡，最多只是后期維修，保持了原始的古樸形象。門面斗拱挑檐，云龍彩雕鮮艷；扁額題字蒼勁，兩層琉璃金黃。我看了看它的門牌號碼，“一環西二段9號”，可見是市中心區，保留著這樣一座古老的建筑，沒遇戰亂的成都，確實存有大量的古跡。這應該是成都歷史以來的一座標志性的建筑，因為，這個區，就叫青羊區。

    我現在顧不上關心它的來歷和掌故。要是小池在一起，肯定會對此品評一般。我是來找人的，現在是下午四點鐘左右，青羊宮附近，還有一些算命打卦的江湖人士，我先圍著它，轉一圈，看有沒有張繼才的遺跡。

    一圈下來，沒發現張繼才，但也看出一些名堂。這道觀之外，與武漢的長春觀大致相似，大量江湖算命的人在此擺攤。套路都差不多，只是有一點懷疑，這些人，見我路過，怎么就沒一人招攬我的生意呢？

    當我孤身一人，來到一個從不熟悉的城市，我的心境，與多年前在武漢時一樣。漂泊感是如此熟悉，但此時，我有明確的目的，所以，情緒狀態還是有所不同。

    為什么沒人找我算命，我自已分析了一下。我自己一個裝成昂揚的年輕人，步履匆匆，要么是有事要辦，根本沒有心理的徘徊，不需要算命。另一方面，我的穿著打扮，猶如游客，不像是心懷憂慮的人，不是他們的客戶吧。這些吃江湖飯的，對街面上行走的人，大多有準確的判斷，他們不會在我身上浪費時間的。

    這一圈找下來，我幾乎窮盡了周邊所有擺攤算命的人，沒有發現張繼才的蹤跡。按老隋所說，有時，他也偽裝成道士在周邊游蕩，但我沒有發現有此類人。我看里面許多游客出來，時間已經五點多了，青羊宮也已經要關門了，我只得臨時找個賓館住下，明天到里面去探一探。

    完全孤獨的一個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不管有錢沒錢，每到夜晚，你都會產生出某種凄涼的感覺。

    我得給自己找點事干，我先給班長打了電話，了解了岳父母在北京的情況，一切正常。我就把在成都的經歷給他說了一下，他雖然也同意我找那個斷手人，但提醒我不要沖動。

    “你是去解決問題的，莊娃子，盡量不要制造問題。”這是班長對我的忠告，我聽了過后，心情也冷靜了些。

    晚餐在哪里吃呢？成都不是好稱小吃之都嗎？我問了問，又好玩又好吃的地方，有人給我說了，在府城河邊就有很多。我搭車往那邊去了。

    遠遠看到，有一座廊橋立在河上，燈光惹眼，我叫司機停下，就這兒了。迎面而來的是個照壁，上書《廊橋賦》，我一看作者，是號稱巴蜀鬼才的魏明倫寫的，仔細看了一下，這家伙以嚴格的賦的形式，加入了許多現代的內容。借橋抒發情緒，借賦搞點幽默，是他的風格。

    四川是個出才子的地方，比如古代最有名的，李白，蘇東坡一家三父子。近代就更多了，郭沫若、巴金是近代最有名的大家。從中國文化史上來看，四川出才子的比例，大概與江浙可以齊名了，究其原因，估計與生產生活水平與方式有關。天府之國與江南的魚米之鄉，在生活富足程度來比，大致相似。況且川西壩子，更是因為都江堰的存在，每年人們閑時多、忙時少，就給欣賞藝術帶來了群眾基礎。

    窮不養藝，自古皆然。

    但是，四川出的大才子多，還與安寧的社會環境有關。除了明末張獻忠的屠殺以外，四川大部分因地理的原因，與中原有隔絕，造成了獨特的地方文化氛圍。這里風景秀麗如峨眉、西嶺，完全可以給詩人提供想象與歌頌的空間，還有川西高原、貢嘎雪山，壯美的風格，給人以大氣的風骨。這是江浙文人所不能比的。江漸文化雖然精致，但大氣，倒比不上四川了。

    天下才子來四川，四川才子出天下。這也是一個獨特的現象，這里好像是個文人的中轉站，外來的才子，如果到一次四川，文化藝術的風格就會得到雜交和改變，煥發出從前完全不同的雄奇風采，比如杜甫。四川才子出了四川以后，很容易名滿天下，是不是也是這種文化雜交后的產物呢？

    比如陳毅元帥當年出川時寫的詩：“三峽束長江，欲使江流改；一旦破夔門，東流歸大海。”

    四川的文化人，如果不出四川，就小家子氣，如魏明倫般，才雖有才，但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卻要打折扣了。他寫的《潘金蓮》，雖是川劇，但當年也是對傳統文化有了一些沖擊。他把歷史上人們認為可遭痛恨的潘金蓮這個人物，寫成了婦女解放意識的覺醒先驅，這也算是個獨特的視角。但是，后來，并沒有再產生更有影響力的作品了。因為，一個文人，如果不將自己的思考對象，放到中華民族整體的文化背景上，不把自己的寫作對象，放到當今時代的反思上，它是形成不了巨大影響力的。沒有影響力的作品，哪怕再精致、再大膽，也是自說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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