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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和溫暖

    這個女同志在這個農業科學研究所的科研人員當中顯得有點特別。她有很多文學書。屠格涅夫的、契訶夫的、梅里美的。都保存得很干凈。她的衣著、用物都很素凈。白床單、白枕套，連洗臉盆都是白的。她住在一間四白落地的狹長的單身宿舍里，只有一面墻上一個四方塊里有一點顏色。那是一個相當精致的畫框，里面經常更換畫片：列賓的《伏爾加纖夫》、列維坦的《風景》……

    她叫沈沅，卻不是湖南人。

    她的家鄉是福建的一個僑鄉。她生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濱海的小城里。母親死得早，她是跟父親長大的。父親開機帆船，往來運貨，早出晚歸。她從小就常常一個人過一天，坐在門外的海灘上，望著海，等著父親回來。她后來想起父親，首先想起的是父親身上很咸的海水氣味和他的五個趾頭一般齊，幾乎是長方形的腳。——常年在海船上生活的人的腳，大都是這樣。

    她在南洋讀了小學，以后回國來上學。父親還留在南洋。她從初中到大學，都是在學校的宿舍里度過的。她在國內沒有親人，只有一個舅舅。上初中時，放暑假，她還到舅舅家住一陣。舅舅家很窮。他們家炒什么菜都放蝦油。多少年后，她還記得舅舅家自漬的蝦油的氣味。高中以后，就是寒暑假，也是在學校里過了。一到節假日、星期天，她總是打一盆水洗洗頭，然后拿一本小說，一邊看小說，一邊等風把頭發吹干，嘴里咬著一個鮮橄欖。

    她父親是被貧瘠而狹小的土地拋到海外去的。他沒有一寸土，卻希望他的家鄉人能吃到飽飯。她在高中畢業后，就按照父親的天真而善良的愿望，考進了北京的農業大學。

    大學畢業，就分配到了這個農業科學研究所。那年她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過得很平靜。既沒有生老病死（母親死的時候，她還不大記事），也沒有柴米油鹽。她在學習上從來沒有感到過吃力，從來沒有做過因為考外文、考數學答不出題來而急得渾身出汗的那種夢。

    她長得很高。在學校站隊時，從來是女生的第一名。這個所里的女工、女干部，也沒有一個她那樣高的。

    她長得很清秀。

    這個所的農業工人有一個風氣，愛給干部和科研人員起外號。

    有一個年輕的技術員叫王作祜，工人們叫他王咋呼。

    有一個中年的技師，叫俊哥兒李。有一個時期，所里有三個技師都姓李。為怕混淆，工人們就把他們區別為黑李、白李、俊哥兒李。黑李、白李，因為膚色不同（這二李后來都調走了）。俊哥兒李是因為他長得端正，衣著整齊，還因為他冬天也不戴帽子。這地方冬天有時冷到零下三十七八度，工人們花多少錢，也愿意置一頂狐皮的或者貉絨的皮帽。至不濟，也要戴一頂山羊頭的。俊哥兒李是不論什么天氣也是光著腦袋，頭發梳得一絲不亂。

    有一個技師姓張，在所里年歲最大，資歷也最老。工人們當面叫他張老，背后叫他早稻田。他是個水稻專家，每天起得最早，一起來就到水稻試驗田去。他是日本留學生。這個所的歷史很久了，有一些老工人他們多少知道一點日本的事。他們聽說日本有個早稻田大學，就不管他是不是這個大學畢業的，派給他一個“早稻田”的外號。

    沈沅來了不久，工人們也給她起了外號，叫沈三元。這是因為她剛來的時候，所里一個姓胡的支部書記在大會上把她的名字念錯了，把“沅”字拆成了兩個字，念成“沈三元”。工人們想起老年間的吉利話：“連中三元”，就說“沈三元”，這名字不賴！他們還聽說她在學校時先是團員，后是黨員，剛來了又是技術員，于是又叫她“沈三員”。“沈三元”也罷，“沈三員”也罷，含義都差不多：少年得志，前程萬里。

    有一些年輕的技術員背后也叫她沈三員，那意味就不一樣了。他們知道沈沅在政治條件上、業務能力上都比他們優越，他們在提到“沈三員”時，就流露出相當復雜的情緒：嫉妒、羨慕，又有點諷刺。

    沈沅來了之后，引起一些人的注目，也引起一些人側目。

    這些，沈沅自己都不知道。

    她一直清清楚楚地記得第一天到這里時的情景。天剛剛亮，在一個小火車站下了車，空氣很清涼。所里派了一個老工人趕了一輛單套車來接她。這老工人叫王栓。出了站，是一條很平整的碎石馬路，兩旁種著高高的加拿大白楊。她覺得這條路很美。不到半個鐘頭，王栓用鞭子一指：“到了。過了石橋，就是農科所。”她放眼一望：整齊而結實的房屋，高大明亮的玻璃窗。一匹馬在什么地方噴著響鼻。大樹下原來亮著的植保研究室的誘捕燈忽然滅掉了。她心里非常感動。

    這是一個地區一級的農科所，但是歷史很久，積累的資料多，研究人員的水平也比較高，是全省的先進單位，全華北也是有數的。

    她到各處看了看。大田、果園、菜園、苗圃、溫室、種子倉庫、水閘、馬號、羊舍、豬場……這些東西她是熟悉的。她參觀過好幾個這樣的農科所，大體上都差不多。不過，過去，這對她說起來好像是一幅一幅畫；現在，她走到畫里來了。晚上，一個人躺在床上，想：我也許會在這里生活一輩子。

    她的工作分配在大田作物研究組，主要是作早稻田的助手。她很高興。她在學校時就讀過張老的論文，對他很欽佩。

    她到早稻田的研究室去見他。

    張老摘下眼鏡，站起來跟她握手。他的握手的姿態特別懇摯，有點像日本人。

    “你的學習成績我看過了，很好。你寫的《京西水稻調查》我讀過，很好。我摘錄了一部分。”

    早稻田抽出幾張卡片和沈沅寫的調查報告的鉛印本。報告上有幾處用紅鉛筆劃了道。

    沈沅不知說什么好，只好說：“很幼稚。”

    “你很年輕，是個女同志。”

    沈沅正捉摸著他這句話是什么意思，他說：

    “搞農業科學研究，是寂寞的。要安于寂寞。——一個水稻良種培育成功，到真正確定它的種性，要幾年？”

    “正常的情況下，要八年。”

    “八年。以后會縮短。作物一年只生長一次。不能性急。搞農業，不要想一鳴驚人。農業研究，有很大的連續性。路，是很長的。在這條漫長的路上，沒有敲鑼打鼓，也沒有歡呼。是的，很寂寞。但是樂在其中。”

    張老的話給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從此以后，她每天一早起來，就跟著早稻田到稻田去觀察、記錄。白天整理資料。晚上看書，或者翻譯一點外文資料。

    除了早稻田，她比較接近的人是俊哥兒李。

    俊哥兒李她早就認識了。老李也是農大的，比沈沅早好幾年。沈沅進校時，老李早就畢業走了。但是他的愛人留在農大搞研究，沈沅跟她很熟。她姓褚，沈沅叫她褚大姐。沈沅在褚大姐那里見過俊哥兒李好多次。

    俊哥兒李是個谷子專家。他認識好幾個縣的種谷能手。谷子是低產作物。他們的共同愿望，就是想摘掉谷子的低產帽子。俊哥兒李經常下鄉。這些種谷能手也常來找他。一來，就坐滿了一屋子。看看俊哥兒李那樣一個衣履整齊，襯衫的領口、袖口雪白，頭發一絲不亂的人，坐在一些戴皮帽的、戴氈帽的、系著羊肚子手巾的和長著黑胡子、白胡子、花白胡子的老農之間，彼此卻是那樣地自然，那樣地親熱，是很有趣的。

    這些種谷能手來的時候，沈沅就到俊哥兒李屋里去。聽他們談話，同時也幫著做做記錄。

    老李離不開他的谷子；褚大姐離開了農大的設備，她的研究工作就無法進行。因此，他們多年來一直過著兩地生活。有時褚大姐帶著孩子來這里住幾天，沈沅一定去看她。

    她和工人的關系很好。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時候，女工們都愿意和她擠在一起。——這些女工不愿和別的女技術員接近，說她們“很酸”(1)。放羊的、鋤豆埂的“半工子”(2)也常來找她，掰兩根不結玉米的“甜桿”，拔一把叫作酸苗的草根來叫她嘗嘗。“甜桿”真甜。酸苗酸得像醋，吃得人眼睛、眉毛都皺在一起。下了工，從地里回來，工人的家屬正在做飯，孩子纏著，絆手絆腳，她就把滿臉鼻涕的娃娃抱過來，逗他玩半天。

    她和那個趕單套車接她到所的老車倌王栓很談得來。王栓沒事時常上她屋里來，一聊半天。人們都奇怪：他倆有什么可聊的呢？這兩個人有什么共同語言呢？主要是王栓說，她聽著。王栓聊他過去的生活，這個所的歷史，聊他和工人對這個所的干部和科研人員的評價。“早稻田”“俊哥兒李”“王咋呼”，包括她自己的外號“沈三元”，都是王栓告訴她的。沈沅聽到“早稻田”“俊哥兒李”，哈哈大笑了半天。

    王栓走了，沈沅屋里好長時間還留著他身上帶來的馬汗的酸味。她一點也不討厭這種氣味。

    稻子收割了，羊羔子抓了秋膘了，葡萄下了窖了，雪下來了。雪化了，茵陳蒿在烏黑的地里綠了，羊角蔥露了嘴了，稻田的凍土翻了，葡萄出了窖了，母羊接了春羔了，育苗了，插秧了。沈沅在這個農科所生活了快一年了。

    她不得不和他們接觸的，還有一些人。一個是胡支書，一個是王作祜。胡支書是支部書記，王作祜是她們黨小組的組長。

    胡支書是個專職的支書。多少年來干部、工人，都稱之為胡支書。他整天無所事事，想干點什么就干點什么。夏鋤的時候，他高興起來，會扛著大鋤來鋤兩趟高粱；揚場的時候，揚幾锨；下了西瓜、果子，他去過磅；春節包餃子，各人自己動手，他會系了個白圍裙很熱心地去分肉餡，分白面。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干，和一個和他關系很親密的老工人、老伙伴，在樹林子里砍土坷垃，你追我躲，嘴里還笑著，罵著：“我×你媽！”一玩半天，像兩個孩子。他的本職工作，是給工人們開會講話。他不讀書，不看報，講起話來沒有準稿子。可以由國際形勢講到秋收要顆粒歸倉，然后對一個愛披著衣服到處走的工人訓斥半天：“這是什么樣子！你給我把兩個袖子捅上！”此人身材瘦削，嗓音奇高。他有個口頭語：“如論無何”。不知道為什么，他總把“無論如何”說成“如論無何”，而且很愛說這句話。在他的高亢刺耳、語無倫次的講話中，總要出現無數次“如論無何”。

    他在所里威信很高，因為他可以蓋一個圖章就把一個工人送進勞改隊。這一年里，經他的手，已經送了兩個。一個因為打架，一個是查出了歷史問題——參加過一貫道。這兩個工人的家屬還在所里勞動，拖著兩個孩子。

    他是個酒仙，頓頓飯離不開酒。這所里有一個酒廠。每天出酒之后，就看見他端著兩壺新出淋的原汁燒酒，一手一壺，一壺四兩，從酒廠走向他的宿舍，徜徉而過，旁若無人。

    胡支書的得力助手是王作祜。

    王作祜有兩件本事，一是打撲克，一是做文章。

    他是個百分大王，所向無敵。他的屋里隨時都擺著一張空桌、四把椅子。拉開抽屜就是撲克牌和記分用的白紙、鉛筆。每天晚上都能湊一桌，煙茶自備，一直打到十一二點。

    他是所里的筆桿子，人稱“一秘”。年輕的科技人員的語文一般都不太通順。他是在中學時就靠搞宣傳、編板報起家的，筆下很快。因此，所里的總結、報告、介紹經驗的稿子，多年由他起草。

    他尤其擅長于寫批判稿。不管給他一個什么題目，他從胡支書屋里抱了一堆報紙，東翻翻，西找找，不到兩個小時，就能寫出一篇文情并茂的批判發言。

    所里有一個老木匠，說了一句怪話。有人問他一個月掙多少錢，他說：“咳，掙一壺醋錢。”有人反映給支部，王作祜認為這是反黨言論，建議開大會批判。王作祜作了長篇發言，引經據典，慷慨激昂。會開完了，老木匠回到宿舍，說：“王作祜咋呼點啥咧？”王咋呼的名字，就是這么來的。

    沈沅忽然被打成了右派。

    究竟是因為什么呢？

    因為她在整風的時候，在黨內的會議上提了意見，批評了領導？

    因為她提出所領導對科研人員不夠關心，張老需要一個資料柜，就是不給，他的大量資料都堆在地下？

    因為她提出對送去勞改的兩個工人都處理過重，這樣下去，是會使黨脫離群眾的？

    因為她提出群眾對胡支書從酒廠灌酒，公私不分，有反映？

    因為她提出一個管農業的書記向所里要了一塊韭菜皮(3)，鋪在他的院子里，這值不了多少錢，但是傳開了很不好聽，工人說：“這不真成了刮地皮了？”

    也許什么都不為，就因為她在這個農業科學研究所。研究所，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怎么也得抓出一兩個右派，才能完成“指標”。經過領導上研究，認為派她當右派合適。

    主要的問題，據以定性的主要根據，是她的一篇日記。

    這是一篇七年以前寫的日記。

    她的父親半生漂泊在異國的海上，他一直想有一小片自己的土地。他把歷年攢下的錢寄回國，托沈沅的舅舅買了一點田，還蓋了一座一樓一底的房子。他想晚年回家鄉住幾年，然后就埋在這塊土地上，有一個墳頭，墳頭立一塊小小的石碑，讓后人知道他曾經辛苦了一輩子。一九五一年土改。土改的工作隊長是個南下的干部，對僑鄉情況不太了解；又因為當地干部想征用他那座房子，把他劃成了地主。沈沅那年還在讀高中。她不相信他的被海風吹得臉色紫黑，五個腳趾一般齊的父親是地主，就在日記里寫下了她的困惑與不滿。

    問題本來已經解決了。在農大入黨的時候，農大黨組織為了核實她的家庭出身，曾經兩次到她的家鄉外調，認為她的父親最多能劃一個小土地出租者，她的成分沒有問題，批準了她的入黨要求。她對自己當時的困惑和不滿也作了檢查，認為是立場不穩，和黨離心離德。

    沒想到……

    這些天，有的干部和工人就覺得所里的空氣有點不大對。胡支書屋里坐了一屋子人在開會，屋門從里面倒插著。王作祜晚上不打牌了。他屋里的燈十二點以后還亮著。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的臉上都異樣的緊張而嚴肅。他們知道，要出什么事了。

    一個早上，安靜平和的農科所變了樣。居于全所中心的種子倉庫外面的墻上貼滿了大字報：“擊退反黨分子沈沅的猖狂進攻”，“不許沈沅污蔑黨的領導”，“一個階級異己分子的自供狀——沈沅日記摘抄”，“一定要把農科所的一面白旗拔掉”，“剝下沈沅清高純潔的外衣”，“鏟除蔣，介石反攻大陸的社會基礎”。有文字，還有漫畫。有一張漫畫，畫著一個少女向蔣，介石低頭屈膝。這個少女竟然只穿了乳罩和三角褲衩！這是王作祜的手筆。

    沈沅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她一早起來，要到稻田去。一看這么多大字報，她懵了。她硬著頭皮把這些大字報看下去。她臉色煞白，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有兩個女工迎面看見她，嚇了一跳。她們小聲說：“壞了！她要瘋！”看到那張戴著乳罩穿三角褲衩的漫畫，她眼前一黑，幾乎栽倒。一只大手從后面扶住了她。她定了定神，聽見一個聲音：“真不像話！”那是王栓。她覺得干噦，惡心，頭暈。她搖搖晃晃地走向自己的宿舍。

    她對于運動的突出的感覺是：莫名其妙。她也參加過幾次政治運動，但是整到自己的頭上，這還是第一次。她坐在會場里，聽著、記著別人的批判發言，她始終覺得這不是真事，這是荒唐的，不可能的，她會忽然想起《格列佛游記》，想起大人國、小人國。

    發言是各式各樣的，大家分題作文。王作祜帶著強烈的仇恨，用炸彈一樣的語言和充滿戲劇性的姿態大喊大叫。有一些發言把一些不相干的小事和一些本人平時沒有覺察到的個人恩怨拉扯成了很長的一篇，而且都說成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世界觀問題、立場問題。屠格涅夫、列賓和她的白臉盆都受到牽連，連她的長相、走路的姿勢都受到批判。

    寫了無數次檢查，聽了無數次批判，在毫無自衛能力的情況下，忍受著各種離奇而難堪的侮辱，沈沅的精神完全垮了。她的神經麻木了。她聽著那些鋒利尖刻的語言，會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她的腦子會出現一片空白，一點思想都沒有，像是曝了光的底片。她有時一動不動地坐著，像一塊石頭。她不再覺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怎么都行，定一個什么罪名，給一個什么處分都行，只求快一點，快一點過去，不要再開會，不要再寫檢查。

    總算，一個高亢尖厲的聲音宣布：“批判大會暫時開到這里。”

    沈沅回到屋里，用一盆冷水洗了洗頭，躺下來，立刻就睡著了。她睡得非常實在，連一個夢都沒有。她好像消失了。什么也不知道。太陽偏西了，她不知道。卸了套、飲過水的騾馬從她的窗外郭答郭答地走過，她不知道。晚歸的麻雀在她的檐前吱喳吵鬧著回窠了，她不知道。天黑了，她不知道。

    她朦朦朧朧聞到一陣一陣馬汗的酸味，感覺到床前坐著一個人。她拉開床頭的燈，床前坐著王栓，淚流滿面。

    沈沅每天下班都到井邊去洗臉，王栓也每天這時去飲馬。馬飲著水，得一會兒，他們就站著閑聊。馬飲完了，王栓牽著馬，沈沅端著一盆明天早上用的水，一同往回走（沈沅的宿舍離馬號很近）。自從挨了批斗，她就改在天黑人靜之后才去洗臉，因為那張惡劣的漫畫就貼在井邊的墻上。過了兩天，沈沅發現她的門外有一個木桶，里面有半桶清水。她用了。第二天，水桶提走了。不到傍晚，水桶又送來了。她知道，這是王栓。她想：一個“粗人”，感情卻是這樣的細！

    現在，王栓淚流滿面地坐在她的面前。她覺得心里熱烘烘的。

    “我來看看你。你睡著了，睡得好實在！你受委屈了！他們為什么要這樣整你，折磨你？聽見他們說的那些話，我的心疼。他們欺負人！你不要難過。你要好好的。俺們莊戶人，知道什么是谷子，什么是秕子。俺們心里有桿秤。他們不要你，俺們要你！你要好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你看你兩眼塌成個啥樣了！要好好的！你的光陰多得很，你要好好的。你還要做很多事，你要好好的！”

    沈沅的眼淚流下來了。她一邊流淚，一邊點頭。

    “我走了。”

    沈沅站起來送他。王栓走了兩步，又停住，回頭。

    “你不要想死。千萬不要想走那條路。”

    沈沅點點頭。

    “你答應我。”

    “我答應你，王栓，我不死。”

    王栓走后，沈沅躺在床上，眼淚不斷地涌出來。她聽見自己的眼淚大滴大滴地落在枕頭上，吧嗒——吧嗒……

    沈沅的結論批下來了，定為一般右派，就在本所勞動。

    她很鎮定，甚至覺得輕松。她覺得這沒有什么。就像一個人從水里的踏石上過河，原來怕濕了鞋襪；后來掉在河里，衣褲全濕了，覺得也不過就是這樣，心里反而踏實了。

    只有一次，她在火車站的墻上看到一條大標語：把“地富反壞右”列在一起，她才覺得心里很不好受。國慶節前夕，胡支書特地通知她這兩天不要進城，她的心往下一沉。

    她跟周圍人的關系變了。

    在路上碰到所里的人，她都是把頭一低。

    在地里干活休息時，她一個人遠遠地坐著。原來愛跟她擠在一起的女工故意找話跟她說，她只是簡單地回答一兩個字。收工的時候，她都是晚走一會兒，不和這些女工一同走進所里的大門。

    她到稻田去拔草，看見早稻田站在一個小木板橋上。這是必經之路，她只好走過去。早稻田只對她說了一句話：“沈沅，要注意身體。”她沒有說話，點了點頭。早稻田走了，沈沅望著他的背影，在心里說：“謝謝您！”

    她看見俊哥兒李的女兒在渠沿上玩，知道褚大姐來了。收工的時候，褚大姐在離所門很遠的路邊等著沈沅，一把抓住她的手：“你為什么不來看我？”沈沅只是凄然一笑，搖搖頭。——“你要什么書？我給你寄來。”沈沅想了一想，說：“不要。”

    但是她每天好像過得挺好。她喜歡干活。在田野里，曬著太陽，吹著風，呼吸著帶著青草和莊稼的氣味的空氣，她覺得很舒暢。她使勁地干活，累得滿臉通紅，全身是汗，以致使跟她一塊干活的女工喊叫起來：“沈沅！沈沅！你干什么！”她這才醒悟過來：“哦！”把手腳放慢一些。

    她還能看書，每天晚上，走過她的窗前，都可以看到她坐在臨窗的小桌上看書，精神很集中，臉上極其平靜。

    過了三年。

    這三年真是熱鬧。

    五八、五九，搞了兩年“大躍進”。深翻地，翻到一丈二。用貴重的農藥培養出二尺七寸長的大黃瓜，裝在一個特制的玻璃匣子里，用福爾馬林泡著。把兩穗“大粒白”葡萄“靠接”起來當作一串，給葡萄注射葡萄糖。把牛的精子給母豬授上，希望能下一個麒麟一樣的東西，——牛大的豬。“衛星”上天，“大王”升帳，敢想敢干，敲鑼打鼓，天天像過年。

    后來又鬧了一陣“超聲波”。什么東西都“超”一下。農、林、牧、副、漁，只要一“超”，就會奇跡一樣地增長起來。“超”得雞飛狗跳，小豬仔的鬃毛直豎，山丁子小樹苗前仰后合。

    胡支書、王咋呼忙得很，報喜，介紹經驗，開展覽會……

    最后是大家都來研究代食品，研究小球藻和人造肉，因為大家都挨了餓了。

    只有早稻田還是每天一早到稻田，俊哥兒李還是經常下鄉，沈沅還是勞動、看書。

    一九六一年夏天，調來一位新所長（原來的所長是個長期病號，很少到所里來），姓趙。所里很多工人都知道他。他在抗日戰爭期間是一個武工隊長，常在這一帶活動。老人們都說他“低頭有計”，傳誦著關于他的一些傳奇性的故事。他的左太陽穴有一塊圓形的傷疤，一咬東西就閃閃發亮。這是當年的槍傷。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是縣委一級的干部，現在還是縣委一級。原因是：一貫右傾，犯了幾次錯誤。

    他是騎了一輛自己裝了馬達的自行車來上任的，還不失當年武工隊長的風度。他來之后，所里就添了一種新的聲音。只要聽見馬達突突的聲音，人們就知道趙所長奔什么方向去了。

    他一來，就下地干活。在大田、果園、菜園、苗圃，都干了幾天。他一邊干活，工人一邊拿眼睛瞄著他。結論是：“趙所長的農活——嘖嘖嘖！”他跟工人在一起，說說笑笑，不分彼此。工人跟他也無拘無束，無話不談。工人們背后議論：“新來的趙所長，這人——不賴！”王栓說：“敢是！這人心里沒假。他的心是一塊陽泉炭，劃根火柴就能點著。燒完了是一堆白灰。”

    干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活，他把所里歷年的總結，重要的會議記錄都找來，關起門來看了十幾天，校出了不少錯字。

    然后，到科研人員的家里挨門拜訪。

    訪問了俊哥兒李。

    “老褚的事，要解決。老是鵲橋相會，那怎么行！我們想把她的研究項目接過來。這個項目，我們地區需要。農大肯交給我們最好。不行的話，我們搞一套設備。我了解了一下，地區還有這個錢。等我和地委研究一下。”

    看見老李屋里擺了好些凳子，知道他那些攻谷子低產關的農民朋友要來，老趙就留下來聽了半天他們的座談會。中午，他捧了一個串門大碗，盛了一碗高粱米飯，夾了幾個腌辣椒和大家一同吃了飯。飯后，他問：“他們的飯錢是怎么算的？”老李說：“他們是我請來的客人。”——“這怎么行！”他轉身就跑到總務處：“這錢以后由公家報。出在什么項目里，你們研究！”

    訪問了早稻田。

    “張老，張老！我來看看您，不打攪嗎？”

    “歡迎，歡迎！不打攪，不打攪！”

    “我來拜師了。”

    “不敢當！如果有什么關于水稻的普通的問題……”

    “水稻我也想學。我是想來向您學日語。抗日戰爭時期，因為工作需要，我學了點日語，——那時要經常跟鬼子打交道嘛，現在幾乎全忘光了。我想拾起來，就來找您這位早稻田了！”

    “我不是早稻田畢業的。”

    趙所長把“早稻田”的來由告訴早稻田，這位老科學家第一次知道他有這樣一個外號，他哈哈大笑：

    “我樂于接受這個外號。我認為這是對我個人工作的很高的評價。”

    趙所長問張老工作中有什么困難，什么要求。

    “我需要一個助手。”

    “您看誰合適？”

    “沈沅。”

    “還需要什么？——需要一個柜子。”

    “對！您看看我的這些資料！”

    “柜子，馬上可以解決，半個小時之內就給您送來。沈沅的問題，等我了解一下。”

    “這里有一份俄文資料。我的俄文是自修的，恐怕理解得不準確，想請沈沅翻譯一下，能嗎？”

    “交給我！”

    沈沅正在菜地里收蔓菁，王栓趕著車下地，遠遠地就喊：

    “哎，沈沅！”

    沈沅抬起頭來。

    “叫我？什么事？”

    “趙所長叫你上他屋里去一趟。”

    “知道啦。”

    什么事呢？她微微覺得有點不安。她聽見女工們談論過新來的所長，也知道王栓說這人的心是一塊陽泉炭，她有點奇怪，這個人真有這么大的魅力么？

    前幾天，她從地里回來，迎面碰著這位所長推了自行車出門。趙所長扶著車把，問：

    “你是沈沅嗎？”

    “是的。”

    “你怎么這么瘦？”

    沈沅心里一酸。好久了，沒有人問她胖啦瘦的之類的話了。

    “我要進城去。過兩天你來找找我。”

    說罷，他踩響了自行車的馬達，上車走了。

    現在，他找她，什么事呢？

    沈沅在大渠里慢慢地洗了手，慢慢地往回走。

    趙所長不在屋。門開著，一個五六歲的女孩子趴在桌上畫小人。

    孩子聽見有人進屋，并不回頭，還是繼續畫小人。

    “您是沈阿姨嗎？爸爸說：他去接一個電話，請您等一等，他一會兒就回來，您請坐。”

    孩子的聲音像花瓣。她的有點緊張的心情完全松弛了下來。她看了看新所長的屋子。

    墻上掛著一把劍，——一件真正的古代的兵器，不是舞臺上和雜技團用的那種鍍鎳的道具。鯊魚皮的劍鞘，劍柄和吞口都鏤著細花。

    一張書桌。桌上有好些書。一套《毛選》、很多農業科技書：作物栽培書、土壤、植保、果樹栽培各論、馬鈴薯晚疫病……兩本《古文觀止》、一套《唐詩別裁》、一函裝在藍布套里的影印的《楚辭集注》、一本嶄新的《日語初階》。桌角放著一摞雜志，面上蓋著一本《農大學報》的油印本：《京西水稻調查——沈沅》。

    一個深深的紫紅砂盆，里面養著一塊拳頭大的上水石，蓋著毛茸茸的一層厚厚的綠苔，長出一棵一點點大，只有七八個葉子的虎耳草。紫紅的盆，碧綠的苔，墨綠色的虎耳草的圓葉，淡白的葉紋。沈沅不禁失聲贊嘆：

    “真好看！”

    “好看嗎？——送你！”

    “……趙所長，您找我？”

    “你這篇《京西水稻調查》，寫得不錯呀！有材料，有見解，文筆也好。科學論文，也要講究一點文筆嘛！——文如其人！樸素，準確，清秀。——你這樣看著我，是說我這個打仗出身的人不該談論文章風格嗎？”

    “……您不像個所長。”

    “所長？所長是什么？——大概是從七品！——這是一篇俄文資料，張老想請你翻譯出來。”

    沈沅接過一本俄文雜志，說：

    “我現在能做這樣的事嗎？”

    “為什么不能？”

    “好，我今天晚上趕一趕。”

    “不用趕，你明天不要下地了。”

    “好。”

    “從明天起，你不要下地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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