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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如夢，我投入的卻是真情。世界先愛了我，我不能不愛它。

    昆明的雨

    寧坤要我給他畫一張畫，要有昆明的特點。我想了一些時候，畫了一幅：右上角畫了一片倒掛著的濃綠的仙人掌，末端開出一朵金黃色的花；左下畫了幾朵青頭菌和牛肝菌。題了這樣幾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門頭掛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懸空倒掛，尚能存活開花。于此可見仙人掌生命之頑強，亦可見昆明雨季空氣之濕潤。雨季則有青頭菌、牛肝菌，味極鮮膚。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謂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體感受的。

    我不記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長，從幾月到幾月，好像是相當長的。但是并不使人厭煩。因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連綿不斷，下起來沒完。而且并不使人氣悶。我覺得昆明的雨季氣壓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長。昆明的雨季，是濃綠的。草木的枝葉里的水分都到了飽和狀態，顯示出過分的、近于夸張的旺盛。

    我的那張畫是寫實的。我確實親眼看見過倒掛著還能開花的仙人掌。舊日昆明人家門頭上用以辟邪的多是這樣一些東西：一面小鏡子，周圍畫著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個洞，用麻線穿了，掛在釘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極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園的周圍種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籬笆——種了仙人掌，豬羊便不敢進園吃菜了。仙人掌有刺，豬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極多。雨季逛菜市場，隨時可以看到各種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來的時候，家家飯館賣炒牛肝菌，連西南聯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鮮，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須多放蒜，否則容易使人暈倒。青頭菌比牛肝菌略貴。這種菌子炒熟了也還是淺綠色的，格調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雞樅，味道鮮濃，無可方比。雞樅是名貴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貴得驚人。一盤紅燒雞樅的價錢和一碗黃燜雞不相上下，因為這東西在云南并不難得。有一個笑話：有人從昆明坐火車到呈貢，在車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雞樅，他跳下去把雞樅撿了，緊趕兩步，還能爬上火車。這笑話用意在說明昆明到呈貢的火車之慢，但也說明雞樅隨處可見。有一種菌子，中吃不中看，叫作干巴菌。乍一看那樣子，真叫人懷疑：這種東西也能吃？！顏色深褐帶綠，有點像一堆半干的牛糞或一個被踩破了的馬蜂窩。里頭還有許多草莖、松毛，亂七八糟！可是下點功夫，把草莖松毛擇凈，撕成蟹腿肉粗細的絲，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會使你張目結舌：這東西這么好吃？！還有一種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雞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塊銀圓那樣大，滴溜兒圓，顏色淺黃，恰似雞油一樣。這種菌子只能做菜時配色用，沒什么味道。

    雨季的果子，是楊梅。賣楊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頂小花帽子，穿著扳尖的繡了滿幫花的鞋，坐在人家階石的一角，不時吆喚一聲：“賣楊梅——”聲音嬌嬌的。她們的聲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氣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楊梅很大，有一個乒乓球那樣大，顏色黑紅黑紅的，叫作“火炭梅”。這個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燒得熾紅的火炭！一點都不酸！我吃過蘇州洞庭山的楊梅、井岡山的楊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緬桂花。緬桂花即白蘭花，北京叫作“把兒蘭”（這個名字真不好聽）。云南把這種花叫作緬桂花，可能最初這種花是從緬甸傳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點像桂花，其實這跟桂花實在沒有什么關系——不過話又說回來，別處叫它白蘭、把兒蘭，它和蘭花也挨不上呀，也不過是因為它很香，香得像蘭花。我在家鄉看到的白蘭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緬桂是大樹！我在若園巷二號住過，院里有一棵大緬桂，密密的葉子，把四周房間都映綠了。緬桂盛開的時候，房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寡婦）和她的一個養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來好些，拿到花市上去賣。她大概是怕房客們亂摘她的花，時常給各家送去一些。有時送來一個七寸盤子，里面擺得滿滿的緬桂花！帶著雨珠的緬桂花使我的心軟軟的，不是懷人，不是思鄉。

    雨，有時是會引起人一點淡淡的鄉愁的。李商隱的《夜雨寄北》是為許多久客的游子而寫的。我有一天在積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從聯大新校舍到蓮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滿池清水，看了著丘尼裝的陳圓圓的石像（傳說陳圓圓隨吳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蓮花池而死），雨又下起來了。蓮花池邊有一條小街，有一個小酒店，我們走進去，要了一碟豬頭肉、半斤市酒（裝在上了綠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來。雨下大了。酒店有幾只雞，都把腦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腳著地，一動也不動地在檐下站著。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這樣大的木香卻不多見。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嚴嚴的。密匝匝的細碎的綠葉，數不清的半開的白花和飽漲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濕透了。

    我們走不了，就這樣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還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寫了一首詩：

    蓮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濁酒一杯天過午，

    木香花濕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沽源

    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去畫馬鈴薯圖譜。我從張家口一清早坐上長途汽車，近晌午時到沽源縣城。

    沽源原是一個軍臺。軍臺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兩路專為傳遞軍報和文書而設置的郵驛。官員犯了罪，就會被皇上命令“發往軍臺效力”。我對清代官制不熟悉，不知道什么品級的官員，犯了什么樣的罪名，就會受到這種處分，但總是很嚴厲的處分，和一般的貶謫不同。然而據龔定庵說，發往軍臺效力的官員并不到任，只是住在張家口，花錢雇人去代為效力。我這回來，是來畫畫的，不是來看驛站送情報的，但也可以說是“效力”來了，我后來在帶來的一本《夢溪筆談》的扉頁上畫了一方圖章：“效力軍臺”，這只是跟自己開開玩笑而已，并無很深的感觸。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只身到塞外——這地方在外長城北側，可真正是“塞外”了——來畫山藥（這一帶人都把馬鈴薯叫作“山藥”），想想也怪有意思。

    沽源在清代一度曾叫“獨石口廳”。龔定庵說他“北行不過獨石口”，在他看來，這是很北的地方了。這地方冬天很冷。經常到口外攬工的人說：“冷不過獨石口。”據說去年下了一場大雪，西門外的積雪和城墻一般高。我看了看城墻，這城墻也實在太矮了點，像我這樣的個子，一伸手就能摸到城墻頂了。不過話說回來，一人多高的雪，真夠大的。

    這城真夠小的。城里只有一條大街。從南門慢慢地溜達著，不到十分鐘就出北門了。北門外一邊是一片草地，有人在套馬；一邊是一個水塘，有一群野鴨子自在地浮游。城門口游著野鴨子，城中安靜可知。城里大街兩側隔不遠種一棵樹——楊樹，都用土墼圍了高高的一圈，為的是怕牛羊啃吃，也為了遮風，但都極瘦弱，不一定能活。在一處墻角竟發現了幾叢波斯菊，這使我大為驚異了。波斯菊昆明是很常見的。每到夏秋之際，總是開出很多淺紫色的花。波斯菊花瓣單薄，葉細碎如小茴香，莖細長，微風吹拂，姍姍可愛。我原以為這種花只宜在土肥雨足的昆明生長，沒想到它在這少雨多風的絕塞孤城也活下來了。當然，花小了，更單薄了，葉子稀疏了，它，伶仃蕭瑟了。雖則是伶仃蕭瑟，它還是竭力地放出淺紫淺紫的花來，為這座絕塞孤城增加了一分顏色，一點生氣。謝謝你，波斯菊！

    我坐了牛車到研究站去。人說世間“三大慢”：等人、釣魚、坐牛車。這種車實在太原始了，車轱轆是兩個木頭餅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餅子車”。真叫一個慢。好在我沒有什么急事，就躺著看看藍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樣的大地——這真是“大地”，大得無邊無沿。

    我在這里的日子真是逍遙自在至極。既不開會，也不學習，也沒人領導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蹚著露水，掐兩叢馬鈴薯的花，兩把葉子，插在玻璃杯里，對著它一筆一筆地畫。上午畫花，下午畫葉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馬鈴薯陸續成熟時，就畫薯塊，畫完了，就把薯塊放到牛糞火里烤熟了，吃掉。我大概吃過幾十種不同樣的馬鈴薯。據我的品評，以“男爵”為最大，大的一個可達兩斤；以“紫土豆”味道最佳，皮色深紫，薯肉黃如蒸栗，味道也似蒸栗；有一種馬鈴薯可當水果生吃，很甜，只是太小，比一個雞蛋大不了多少。

    沽源盛產莜麥。那一年在這里開全國性的馬鈴薯學術討論會，與會專家提出吃一次莜面。研究站從一個叫“四家子”的地方買來壩上最好的莜面，比白面還細，還白；請來幾位出名的做莜面的媳婦來做。做出了十幾種花樣，除了“搓窩窩”“搓魚魚”“貓耳朵”，還有最常見的“壓饸饹”，其余的我都叫不出名堂。蘸莜面的湯汁也極精彩，羊肉口蘑臊子。這一頓莜面吃得我終生難忘。

    夜雨初晴，草原發亮，空氣悶悶的，這是出蘑菇的時候。我們去采蘑菇。一兩個小時，可以采一網兜。回來，用線穿好，晾在房檐下。蘑菇采得，馬上就得晾，否則極易生蛆。口蘑干了才有香味，鮮口蘑并不好吃，不知是什么道理。我曾經采到一個白蘑。一般蘑菇都是“黑片蘑”，菌蓋是白的，菌褶是紫黑色的。白蘑則菌蓋菌褶都是雪白的，是很珍貴的，不易遇到。年底探親，我把這只親手采的白蘑帶到北京，一個白蘑做了一碗湯，孩子們喝了，都說比雞湯還鮮。

    一天，一個干部騎馬來辦事，他把馬拴在辦公室前的柱子上。我走過去看看這匹馬，是一匹棗紅馬，膘頭很好，鞍韉很整齊。我忽然意動，把馬解下來，跨了上去。本想走一小圈就下來，沒想到這平平的細沙地上騎馬是那樣舒服，于是一抖韁繩，讓馬快跑起來。這馬很穩，我原來難免的一點畏怯消失了，只覺得非常痛快。我十幾歲時在昆明騎過馬，不想人到中年，忽然作此豪舉，是可一記。這以后，我再也沒有騎過馬。

    有一次，我一個人走出去，走得很遠。忽然變天了，天一下黑了下來，云頭在天上翻滾，堆著，擠著，絞著，擰著。閃電熠熠，不時把云層照透。雷聲轟轟，接連不斷，聲音不大，不是霹雷，但是渾厚沉雄，威力無邊。我仰天看看兇惡奇怪的云頭，覺得這真是天神發怒了。我感覺到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恐懼。我一個人站在廣漠無垠的大草原上，覺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點。

    我快步往回走。剛到研究站，大雨下來了，還夾有雹子。雨住了，卻又是一個很藍很藍的天，陽光燦爛。草原的天氣，真是變化莫測。天涼了，我沒有帶換季的衣裳，就離開了沽源。剩下一些沒有來得及畫的薯塊，是帶回沙嶺子完成的。

    我這輩子大概不會再有機會到沽源去了。

    泰山片石

    序

    我從泰山歸，

    攜歸一片云。

    開匣忽相視，

    化作雨霖霖。

    泰山很大

    泰即太，太的本字是大。段玉裁以為太是后起的俗字，太字下面的一點是后人加上去的。金文、甲骨文的大字下面如果加上一點，也不成個樣子，很容易讓人誤解，以為是表示人體上的某個器官。

    因此描寫泰山是很困難的。它太大了，寫起來沒有抓撓。三千年來，寫泰山的詩里最好的，我以為是詩經的《魯頌》：“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巖巖”究竟是一種什么感覺，很難捉摸，但是登上泰山，似乎可以體會到泰山是有那么一股勁兒。詹即瞻。說是在魯國，不論在哪里，抬起頭來就能看到泰山。這是寫實，然而寫出了一個大境界。漢武帝登泰山封禪，對泰山簡直不知道怎么說才好，只好發出一連串的感嘆：“高矣！極矣！大矣！特矣！壯矣！赫矣！惑矣！”完全沒說出個所以然。這倒也是一種辦法。人到了超經驗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適的語言，就只好狗一樣地亂叫。杜甫詩《望岳》，自是絕唱，“岱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一句話就把泰山概括了。杜甫真是一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偉大的現實主義者，這一句詩表現了他對祖國山河的無比的忠悃。相比之下，李白的“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就有點灑狗血。李白寫了很多好詩，很有氣勢，但有時底氣不足，便只好灑狗血，裝瘋。他寫泰山的幾首詩都讓人有底氣不足之感。杜甫的詩當然受了《魯頌》的影響，“齊魯青未了”，當自“魯邦所詹”出。張岱說“泰山元氣渾厚，絕不以玲瓏小巧示人”，這話是說得對的。大概寫泰山，只能從宏觀處著筆。酈道元寫三峽可以取法。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刻琢精深，以其法寫泰山即不大適用。

    寫風景，是和個人氣質有關的。徐志摩寫泰山日出，用了那么多華麗鮮明的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但我有點懷疑，這是寫泰山日出，還是寫徐志摩？我想周作人就不會這樣寫。周作人大概根本不會去寫日出。

    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十年間兩登泰山，可謂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進入我的內部，我也不能外化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達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是強者之山——我自以為這個提法很合適，我不是強者，不論是登山還是處世。我是生長在水邊的人，一個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經過了七十歲，對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個安于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以慣寫小橋流水之筆而寫高大雄奇之山，殆矣。人貴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雞吃綠豆——強努”。

    同樣，我對一切偉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視之。泰山的出名，一半由于封禪。封禪史上最突出的兩個人物是秦皇漢武。唐玄宗作《紀泰山銘》，文辭華縟而空洞無物。宋真宗更是個沐猴而冠的小丑。對于秦始皇，我對他統一中國的豐功，不大感興趣。他是不是“千古一帝”，與我無關。我只從人的角度來看他，對他的“蜂目豺聲”印象很深。這兩位大人物的封禪，可以說是他們的人格的夸大。看起來這兩位偉大人物的封禪實際上都不怎么樣。秦始皇上山，上了一半，遇到暴風雨，嚇得退下來了。按照秦始皇的性格，暴風雨算什么呢？他橫下心來，是可以不顧一切地上到山頂的。然而他害怕了，退下來了。于此可以看出，偉大人物也有虛弱的一面。漢武帝要封禪，召集群臣討論封禪的制度。因無舊典可循，大家七嘴八舌瞎說一氣。漢武帝惱了，自己規定了照祭東皇太乙的儀式，上山了。卻誰也不讓同去，只帶了霍去病的兒子一個人。霍去病的兒子不久即得暴病而死。他的死因很可疑。于是漢武帝究竟在山頂上鼓搗了什么名堂，誰也不知道。封禪是大典，為什么要這樣保密？看來漢武帝心里也有鬼，很怕他的那一套名堂并不靈驗，為人所譏。

    但是，又一次登了泰山，看了秦刻石和無字碑（無字碑是一個了不起的杰作），在亂云密霧中坐下來，冷靜地想想，我的心態比較透亮了。我承認泰山很雄偉，盡管我和它整個不能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承認偉大的人物確實是偉大的，盡管他們所做的許多事不近人情。他們是人里頭的強者，這是毫無辦法的事。在山上待了七天，我對名山大川，偉大人物的偏激情緒有所平息。

    同時我也更清楚地認識到我的微小、我的平常，更進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

    這是我在泰山受到的一次教育。

    從某個意義上說，泰山是一面鏡子，照出每個人的價值。

    碧霞元君

    泰山牽動人的感情，是因為關系到人的生死。人死后，魂魄都要到蒿里集中。漢代挽歌有《薤露》《蒿里》兩曲。或謂本是一曲，李延年裁之為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我看二曲詞義，如成首尾，似本即二曲。《蒿里》詞云：

    蒿里誰家地？

    聚斂魂魄無賢愚。

    鬼伯一何相催迫，

    人命不得少踟躕。

    寫得不如《薤露》感人，但如同說話，亦自悲切。十年前到泰山，就想到蒿里去看看，因為路不順，未果。蒿里山才多大的地方，天下的鬼魂都聚在那里，怎么裝得下呢？也許鬼有形無質的，擠一點不要緊。后來不知怎么又出來個酆都城。這就麻煩了，鬼們將無所適從，是上山東呢，還是到四川？我看，隨便吧。

    泰山神是管死的。這位神不知是什么來頭。或說他是金虹氏，或說是《封神榜》上的黃飛虎。道教的神多是隨意瞎編出來的。編的時候也不查查檔案，于是弄得亂七八糟。歷代帝王對泰山神屢次加封，老百姓則稱之為東岳大帝。全國各地幾乎都有一座東岳廟，亦稱泰山廟。我們縣的泰山廟離我家很近，我對這位大帝是很熟悉的，一張油亮的白臉，疏眉細目，五綹胡須。我小小年紀便知道大帝是黃飛虎，并且小小年紀就覺得這很滑稽。

    中國人死了，變成鬼，要經過層層轉關系，手續相當麻煩。先由本宅灶君報給土地，土地給一紙“回文”，再到城隍那里“掛號”，最后轉到東岳大帝那里聽候發落。好人，登銀橋。道教好人上天，要經過一道橋（這想象倒是頗美的），這橋就叫“升仙橋”。我是親眼看見過的，是紙扎的。道士誦經后，橋即燒去。這個死掉的人升天是不是經過東岳大帝批準了，不知道。不過死者的家屬要給道士一筆勞務費，是知道的。壞人，下地獄。地獄設各種酷刑：上刀山、下油鍋、鋸人、磨人……這些都塑在東岳廟的兩廊，叫做“七十二司”。聽說泰山蒿里祠也有“司”，但不是七十二，而是七十五，是個單數，不知是何道理。據我的印象，人死了，登橋升天的很少，大部分都在地獄里受罪。人都不愿死，尤其不愿在七十二司里受酷刑——七十二司是很恐怖的，我小時即不敢多看，因此，大家對東岳大帝都沒什么好感。香，還是要燒的，因為怕他。而泰山香火最盛處，為碧霞元君祠。

    碧霞元君，或說是泰山神的侍女、女兒，或說是玉皇大帝的女兒，又說是玉皇大帝的妹妹。道教諸神的譜系很亂，差一輩不算什么。又一說是東漢人石守道之女。這個說法不可取，這把元君的血統降低了，從貴族降成了平民。封之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的，是宋真宗。老百姓則稱之為泰山娘娘，或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實際上取代了東岳大帝，成為泰山的主神。“禮岱者皆禱于泰山娘娘祠廟，而弗旅岳神久矣”（福格《聽雨叢談》）。泰安百姓“終日仰對泰山，而不知有泰山，名之曰奶奶山”（王照《行腳山東記》）。

    泰山神是女神，為什么？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原始社會母性崇拜的遠古隱秘心理的回歸，想到母系社會。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不管活得多大，在深層心理中都封藏著不止一代人對母親的記憶。母親，意味著生。假如說東岳大帝是司死之神，那么，碧霞元君就是司生之神，是滋生繁衍之神。或者直截了當地說，是母親神。人的一生，在殘酷的現實生活之中，艱難辛苦，受盡委屈，特別需要得到母親的撫慰。明萬歷八年，山東巡撫何起鳴登泰山，看到“四方以進香來謁元君者，輒號泣如赤子久離父母膝下者”。這里的“父”字可刪。這種現象使這位巡撫大為震驚，“看出了群眾這種感情背后隱藏著對冷酷現實的強烈否定”（車錫倫《泰山女神的神話信仰與宗教》）。這位何巡撫是個有頭腦、能看問題的人。對封建統治者來說，這種如醉如癡的半瘋狂的感情，是一種可怕的力量。

    碧霞元君當然被蒙上世俗宗教的唯利色彩，如各種人來許愿、求子。

    車錫倫同志在他的《泰山女神的神話信仰與宗教》的最后，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即對碧霞元君“凈化”的問題。怎樣“凈化”？我們不能把碧霞元君祠翻造成巴黎圣母院那樣的建筑，也不能請巴赫那樣的作曲家來寫像《圣母頌》一樣的《碧霞元君頌》。但是好像也不是一點辦法都沒有。比如能不能組織一個道教音樂樂隊，演奏優美的道教樂曲，調集一些有文化的煉師誦唱道經，使碧霞元君在意象上升華起來，更詩意化起來？

    任何名山都應該提高自己的文化層次，都有責任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我希望主管全國旅游的當局，能思索一下這個問題。

    泰山石刻

    第一次看見經石峪字，是在昆明一個舊家，一副四言的集字對聯，厚紙濃墨，是較早的拓本。百年老屋，光線晦暗，而字字神氣俱足，不能忘。

    經石峪在泰山中路的岔道上。這地方的地形很奇怪，在崇山峻嶺之中，怎么會出現一片一畝大的基本平整的石坪呢？泰山石為花崗巖，多為青色，而這片石坪的顏色是姜黃的。四周都沒有這樣的石頭，很奇怪。是一個什么人發現了這片石坪，并且想起在石坪上刻下一部《金剛經》呢？經字大徑一尺半。摩崖大字，一般都是刻在直立的石崖上，這是刻在平鋪的石坪上的，很少見。這樣的字體，他處也極少見。

    經石峪的時代，眾說紛紜。說這是從隸書過渡到楷書之間的字體，則多數人都無異議。

    經石峪保存較多隸書筆意，但無蠶頭雁尾，筆圓而體稍扁，可以上接《石門銘》，但不似《石門銘》的放肆，有人說這和《瘞鶴銘》都是王羲之寫的，似無據。王羲之書多以偏側取勢，經石峪非也。《瘞鶴銘》結體稍長，用筆瘦勁，秀氣撲人，說這近似二王書，還有幾分道理（我以為應早于王羲之）。書法自晉唐以后，都貴瘦硬。杜甫詩“書貴瘦硬方通神”，是一時風氣。經石峪字頗肥重，但是骨在肉中，肥而不癡，筆筆送到，而不板滯。假如用一個字評經石峪字，曰：穩。這是一個心平而志堅的學佛的人所寫的字。這不是廢話嗎，《金剛經》還能是不學佛的人寫的？不，經字有佛性。

    這樣的字，和泰山才相稱。刻在他處，無此效果。十年前，我在經石峪待了好大一會兒，覺得兩天的疲勞，看了經石峪，也就值了。“經石峪”是“泰山”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泰山即使沒有別的東西，沒有碧霞元君祠，沒有南天門，只有一個經石峪，也還是值得來看看的。

    我很希望有人能拓印一份經石峪字的全文（得用好多張紙拼起來），在北京陳列起來，即使專為它蓋一個大房子，也不為過。

    名山之中，石刻最多，也最好的，似為泰山。大觀峰真是大觀，那么多塊摩崖大字，大都寫得很好，這好像是摩崖大字大賽，哪一塊都不寒磣。這塊地場（這是山東話）也選得好。石巖壁立，上無遮蓋，而石壁前有一片空地，看字的人可以在一個距離之外看，收其全貌，不必像壁虎似的趴在石壁上。其他各處的摩崖石碑的字也都寫得不錯。摩崖字多是真書，體兼顏柳，是得這樣，才壓得住（蔡襄平日寫行草，鼓山的石刻題名卻是真書。董其昌字體飄逸，但寫大字卻是顏體）。看大字碑刻題名，很多都是山東巡撫。大概到山東來當巡撫，先得練好大字。

    有些摩崖石刻，是當代人手筆。較之前人，不逮也。有的字甚至明顯地看得出是用鉛筆或圓珠筆寫在紙上放大的。是烏可哉。

    很奇怪，泰山上竟沒有一塊韓復榘寫的碑。這位老兄在山東，待了那么久，為什么不想到泰山來留下一點字跡？看來他有點自知之明。韓復榘在他的任內曾大修過泰山一次，竣工后，電令泰山各處：“嗣后除奉令準刊外，無論何人不準題字、題詩。”我準備投他一票。隨便刻字，實在是糟蹋了泰山。

    擔山人

    我在泰山遇了一點險。在由天街到神憩賓館的石級上，叫一個擔山人的扁擔的鐵尖在右眼角劃了一下，當時出了血。這位擔山人從我的后邊走上來，在我身邊換肩。擔山人說：“你注意一點。”話倒是挺和氣，不過有點豈有此理，他在我后面，倒是我不注意！我看他擔著重擔，沒有說什么（我能說什么呢？揪住他不放？這種事我還做不出來）。這個擔山人年紀比較輕，擔山、做人，都還少點經驗。他擔了四塊正方形的水泥磚，一頭兩塊。（為什么不把原材料運到山上，在山上做磚，要這樣一趟一趟擔？）我看了別的擔山人，擔什么的都有。有擔啤酒的，不用筐箱，啤酒瓶直立著，縛緊了，兩層。一擔也就是擔個五六十瓶吧。我們在山上喝啤酒，有時開了一瓶，沒喝完，就扔下了。往后可不能這樣，這瓶酒來之不易。泰山擔山人有個特別處，擔物不用繩系，直接結縛在扁擔兩頭，這樣重心就很高，有什么好處？大概因為用繩系，爬山時易于碰腿。聽泰山管理處的路宗元同志說，擔山人，一般能擔一百四五十斤，多的能擔一百八。他們走得不快，一步一步，腳腳落在實處，很穩。呼吸調得很勻，不出粗氣。馮玉祥詩《上山的挑夫》說擔山人“腿酸氣喘，汗如雨滴”，要是這樣，那算什么擔山的呢！

    泰山擔山人的扁擔較他處為長，當中寬厚，兩頭稍翹，一頭有鐵尖（這種帶有鐵尖的扁擔湖南也有，謂之釬擔）。扁擔做紫黑色，不知是什么木料，看起來很結實，又有綿性，既能承重，也不壓肩。

    我的那點輕傷不算什么，到了賓館，血就止了。大夫用酒精擦了擦，晚上來看看，說“沒有感染”（我還真有點怕萬一感染了破傷風什么的）。又說：“你扎的那個地方可不好！如果再往下一點，扎得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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