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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漢帝國的發展-《中國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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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純郡縣制的重建

    劉邦即帝位之初,除封了七個異姓的“諸侯王”外,又陸續封了一百三十多個功臣為“列侯”,漢朝的封君,主要的就是這諸侯王和列侯兩級。在漢初,這兩級的差異是很大的。第一,王國的境土“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縣”;這七個王國合起來就占了“天下”的一大半。但侯國卻很少有大過一縣的。劉邦序次功臣,以蕭何為首,而蕭何初受封為酂侯時,只食邑八千戶;后來劉邦想起從前徭役咸陽時,蕭何多送了二百錢的贐,又加封給他二千戶;后來蕭何做到相國,又加封五千戶;合共才一萬五千戶。終漢之世,也絕少有超過四萬戶的列侯。第二,諸侯王除享受本國的租稅和徭役外,又握著本國政權的大部分。王國的官制是和中央一樣的。漢代的官制大抵抄襲秦朝。中央有丞相,王國也有之;中央有御史大夫,王國也有之;中央有太尉,王國則有中尉。王國的官吏,除丞相外,皆由諸侯王任免。但列侯在本“國”,只享受額定若干戶的租稅和徭役(譬如某列侯食五千戶,而該國的民戶超過此數,則余戶的租稅仍歸中央),并沒有統治權。他們有的住長安,有的在別處做官,多不在本國。侯國的“相”實際是中央所派地方官,和非封區里的縣令或縣長相等(漢制萬戶以上的縣置令,萬戶以下的縣置長)。他替列侯征收租稅,卻不臣屬于列侯。在封君當中,朝廷所須防備的只有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無足輕重的。

    最初,諸侯王都是異姓的。異姓諸侯王的存在,并非劉邦所甘愿。不過他們在新朝成立之前都早已據地為王。假如劉邦滅項之后,不肯承認他們既得的地位,他們在自危之下,聯合起來,和劉邦抵抗,劉邦能否做得成皇帝,還未可知。所以當劉邦向群臣詢問自己所以成功的原因,就有人答道: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不過劉邦在未做皇帝之前,固能“與天下同利”;做了皇帝之后,就不然了。他在帝位未坐穩之前,不能把殘余的割據勢力一網打盡;在帝位既坐穩之后,卻可以把他們各個擊破。他最初所封諸王,除了僅有眾二萬五千戶的長沙王外,后來都被他解決了。假如劉邦有意重振前朝的純郡縣制度,他很可以把異姓諸侯王的國土陸續收歸中央。此時純郡縣制度恢復的主要障礙似乎只是心理的。秦行純郡縣制十五年而亡,周行“封建”享祀八百,這個當頭的歷史教訓,使得劉邦和他的謀臣認“封建”制為天經地義。異姓的“諸侯王”逐漸為劉邦的兄弟子侄所替代,到后來,他立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不過漢初的“封建”制和周代的“封建”制,名目雖同,實則大異。在周代,邦畿和藩國都包涵著無數政長而兼地主的小封君;但在漢初,邦畿和藩國已郡縣化了。而且后來朝廷對藩國的控制也嚴得多:藩國的兵符掌在朝廷所派的丞相手,諸王侯非得他的同意不能發兵。

    在高帝看來,清一色的劉家天下比之宗室的異姓雜封的周朝,應當穩固得多了。但事實卻不然。他死后不到二十年,中央對諸侯王國的駕馭,已成為問題。文帝初即位的六年間,濟北王和淮南王先后叛變,雖然他們旋即被滅,但擁有五十余城的吳王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跡。他收容中央和別國的逃犯,用為爪牙;又倚恃自己镕山為錢、煮海為鹽的富力,把國內的賦稅免掉,以收買人心。適值吳太子入朝,和皇太子(即后日的景帝)賭博,爭吵起來,給皇太子當場用博局格殺了。從此吳王濞稱病不朝,一面加緊地“積金錢,修兵革、聚谷食”。文帝六年,聰明蓋世的洛陽少年賈誼(時為梁王太傅)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認為時事有“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一(今本作可為流涕者二,此處據夏炘《賈誼政事疏考補》改),可為長太息者六。”其“可為痛哭者一”便是諸侯王的強大難制。他比喻道:“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彼_的醫方是“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那就是說,分諸侯王的土地,以封他們的兄弟或子孫,這一來諸侯王的數目增多,勢力卻減少。后來文帝分齊國為六,淮南國為三,就是這政策一部分的實現。齊和淮南被分之前,潁川人晁錯提出了一個更強硬的辦法,就是把諸侯王土地的大部分削歸中央。這個提議,寬仁的文帝沒有理會,但他的兒子景帝繼位后,便立即采用了。臨到削及吳國,吳王濞便勾結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四國皆從齊分出)、楚、趙等和吳共七國,舉兵作反。這一反卻是漢朝政制的大轉機。中央軍在三個月內把亂事平定。景帝乘著戰勝的余威,把藩國一切官吏的任免權收歸朝廷,同時把藩國的官吏大加裁減,把它的丞相改名為相。經過這次的改革后,諸侯王名雖封君,實為食祿的閑員;藩國雖名封區,實則中央直轄的郡縣了。往后二千余年中,所行的“封建制”多是如此。

    景帝死,武帝繼位,更雙管齊下地去強干弱枝。他把賈誼的分化政策,極力推行。從此諸侯王剩余的經濟特權也大大減縮,他們的食邑最多不過十余城,下至蕞爾的侯國,武帝也不肯放過,每借微罪把它們廢掉。漢制,皇帝以八月在宗廟舉行大祭,叫作“飲酎”,屆時王侯要獻金助祭,叫作“酎金”。武帝一朝,列侯因為酎金成色惡劣或斤兩不夠而失去爵位的,就有一百多人。

    景、武之際是漢代統治權集中到極的時期,也是國家的富力發展到極的時期。

    秦代十五年間空前的工役和遠征已弄到民窮財盡。接著八年的苦戰(光算楚漢之爭,就有“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好比在羸瘵的身上更加剜戕。這還不夠。高帝還定三秦的次年,關中鬧了一場大饑荒,人民相食,死去大半。及至天下平定,回顧從前的名都大邑,多已半付蒿萊,它們的戶口往往十去七八。高帝即位后二年,行過曲逆,登城眺望,極贊這縣的壯偉,以為在所歷的都邑中,只有洛陽可與相比,但一問戶數,則秦時本有三萬,亂后只余五千。這時不獨一般人民無蓄積可言,連將相有的也得坐牛車,皇帝也無力置備純一色的駟馬。

    好在此后六七十年間,國家大部分享著不斷的和平,而當權的又大都是“黃老”的信徒,守著省事息民的政策。經這長期的培養,社會又從蘇復而趨于繁榮。當武帝即位的初年,據同時史家司馬遷的觀察:“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計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馬聚)成群”。

    政權集中,內患完全消滅;民力綽裕,財政又不成問題,這正是大有為之時。恰好武帝是個大有為之主。

    第二節 秦、漢之際中國與外族

    在敘述武帝之所以為“武”的事業以前,我們得回溯秦末以來中國邊境上的變動。

    當秦始皇時,匈奴既受中國的壓迫,同時它東邊的東胡和西邊的月氏(亦一游牧民族,在今敦煌至天山間,其秦以前的歷史全無可考?!豆茏印ま穸绕泛汀兑葜軙ね鯐分械呢希杉创俗澹?,均甚強盛。因此匈奴只得北向外蒙古方面退縮。但秦漢之際的內亂和漢初國力的疲敝,又給匈奴以復振的機會。適值這時匈奴出了一個梟雄的頭領冒頓單于。冒頓殺父而即單于位,約略和劉邦稱帝同時。他把三十萬的控弦之士套上鐵一般的紀律,向四鄰攻略:東邊,他滅了東胡,拓地至朝鮮界;北邊,服屬了丁零(匈奴的別種)等五小國;南邊,他不獨恢復蒙恬所取河套地,并且侵入今甘蕭平涼至陜西膚施一帶;西邊,他滅了月氏,把國境伸入漢人所謂“西域”中(即今新疆及其以西和以北一帶)。這西域包涵三十多個小國,其中一大部分不久也成了匈奴的臣屬,匈奴在西域設了一個“僮仆都尉”去統轄它們,并且向他們征收賦稅。冒頓死于文帝六年(前174年),是時匈奴已儼然一大帝國。內分三部:單于直轄中部,和漢的代郡、云中郡相接;單于之下有左右賢王,分統左右兩部;左部居東方,和上谷以東的邊郡相接;右部居西方,和上郡以西的邊郡及氐羌(在今青海境)相接。胡俗尚左,左賢王常以太子充任。

    匈奴的土地雖廣,大部分是沙磧或鹵澤,不生五谷,而除新占領的月氏境外,草木也不十分豐盛,因此牲畜不會十分蕃息。他們的人口還比不上中國的一大郡。當匈奴境內人口達到飽和的程度以后,生活的艱難,使他們不得不以劫掠中國為一種副業。而且就算沒有生活的壓迫,漢人的酒谷和彩繒,對于他們也是莫大的引誘。匈奴的人數雖寡,但人人在馬背上過活,全國皆是精兵。這是中國人所做不到的。光靠人口的量,漢人顯然壓不倒匈奴。至于兩方戰斗的本領,號稱“智囊”的晁錯曾作過精細的比較。他以為匈奴有三種長技:

    1.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如也。

    2.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兵)弗如也。

    3.風雨疲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如也。

    但中國卻有五種長技:

    1.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

    2.勁弩長戟,射疏(廣闊)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3.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器)弗能當也。

    4.材官(騎射之兵)騶(驟)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

    5.下馬地斗,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

    這是不錯的。中國的長技比匈奴還多,那么,漢人對付匈奴應當自始便不成問題了??墒菨h人要有效地運用自己的長技,比之匈奴困難得多。匈奴因為是游牧的民族,沒有城郭宮室的牽累,“來如獸聚,去如鳥散”,到處可以棲息。他們簡直用不著什么防線。但中國則從遼東到隴西(遼寧至甘肅)都是對匈奴的防線,而光靠長城并不足以限住他們的馬足。若是沿邊的要塞皆長駐重兵,那是財政所不容許的。若臨時派援,則漢兵到時,匈奴已遠飏,漢兵要追及他們,難于捉影。但等漢兵歸去,他們又卷土重來。所以對付匈奴,只有兩種可取的辦法:一是一勞永逸地大張撻伐,拼個你死我活;二是以重賞厚酬,招民實邊(因為匈奴的寇掠,邊地的居民幾乎逃光),同時把全體邊民練成勁旅。前一種辦法,武帝以前沒有人敢采。后一種辦法是晁錯獻給文帝的,文帝也稱善,但沒有徹底實行。漢初七八十年間對匈奴的一貫政策是忍辱修好,而結果殊不討好。當高帝在平城給冒頓圍了七晝七夜,狼狽逃歸后,劉敬獻了一道創千古奇聞的外交妙計:把嫡長公主嫁給單于,賠上豐富的妝奩,并且約定以后每年以匈奴所需的漢產若干奉送,以為和好的條件。這一來匈奴既顧著翁婿之情,又貪著禮物,就不便和中國搗亂了。高帝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只舍不得公主,于是用了同宗一個不幸的女兒去替代。不過單于們所稀罕的毋寧是“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之類,而不是托名公主而未必嬌妍的漢女。所以從高帝初年到武帝初年間共修了七次“和親”,而遣“公主”的只有三次。和親使單于可以不用寇掠而得到漢人的財物。但他并不以此為滿足,他手下沒得到禮物或“公主”的將士們更不能滿足。每度和親大抵只維持三幾年的和平。而堂堂中國反向胡兒納幣進女,已是夠丟臉了,賈誼所謂“可為流涕”的事,就是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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