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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封建帝國的組織

    武王所肇創、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國”，維持了約莫七百年（公元前11世紀初至前5世紀末）。這期間的社會概況便是本章所要描寫的。自然在這期間，并非沒有社會變遷，而各地域的情形也不一致。這縱橫兩方面的變異，雖然現在可能知道的很少，下文也將連帶敘及。這個時期是我國社會史中第一個有詳情可考的時期。周代的社會組織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史的基礎。從這散漫的封建的帝國到漢以后統一的郡縣的帝國，從這階級判分、特權固定的社會到漢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較平等的社會，這其間的歷程，是我國社會史的中心問題之一。

    上面所提到“封建”一詞常被濫用。嚴格地說封建的社會的要素是這樣：在一個王室的屬下，有寶塔式的幾級封君；每一個封君，雖然對于上級稱臣，事實上是一個區域的世襲的統治者而兼地主；在這社會里，凡統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統治者，同時各級統治者屬下的一切農民非農奴即佃客，他們不能私有或轉賣所耕的土地。照這界說，周代的社會無疑的是封建社會。而且在中國史里只有周代的社會可以說是封建的社會。名義上這整個的帝國是“王土”，整個帝國里的人都是“王臣”，但事實上周王所直接統屬的只是王畿之地。王畿是以鎬京和洛邑為兩個焦點，其范圍現在不能確考，但可知其北不過黃河，南不到漢水流域，東不到淮水流域，西則鎬京已接近邊陲。王畿之地，在周人的估計中，是約莫一千里左右見方。王畿之外，周室先后至少封立了一百三十個以上（確數不可考）的諸侯國，諸侯對王室的義務不過按期納貢朝覲，出兵助王征伐，及救濟畿內的災患而已。諸侯國的內政幾乎完全自主。而王室開國初年的武威過去以后，諸侯對王室的義務也成了具文，盡不盡聽憑諸侯的喜歡罷了。另一方面，周王在畿內，諸侯在國內，各把大部分的土地，分給許多小封君。每一小封君是其封區內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世襲主人，人民對他納租稅，服力役和兵役，聽憑他生殺予奪，不過他每年對諸侯或王室有納貢的義務。

    周朝的諸侯國，就其起源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開國之初，王室把新征服或取得的土地，分給宗親姻戚或功臣而建立的。前章所表列的國家皆屬此類。第二類是開國許久之后，王室劃分畿內的土地賜給子弟或功臣而建立，例如鄭、秦。鄭始祖為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時始封，在今陜西華縣。幽王之亂，鄭友寄家于鄶及東虢，因而占奪其地，別建新國（在今河南中部黃河以南新鄭一帶）。第三類是拿商朝原有的土地封給商朝后裔的，屬于此類的只有宋。第四類是商代原有的諸侯國或獨立國，歸附于周朝的，例如陳、杞等。舊說周朝諸侯，爵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此說曾有人懷疑。但現存東周的魯國史記里確有這五等的分別。其中所稱及的諸侯公爵的只有宋，男爵的只有許（今河南許昌）；屬于第一類的多數為侯，亦有為伯的；屬于第二類的秦、鄭皆為伯；屬于第四類的大抵為子。

    王畿內的小封君殆全是王族。列國的小封君原初殆亦全是“公族”（國君的同族）；但至遲在前7世紀初這種清一色的局面已打破。齊桓公（前651至前643年）有名的賢臣管仲和景公（前547至前490年）有名的賢臣晏嬰都有封地，卻非公族，晏嬰并且據說是個東夷。晉國自從獻公（前676至前651年）把公族幾乎誅逐凈盡，后來的貴族多屬異姓，或來自別國。秦國自從它的政制有可稽考，自從穆公（前659至前621年）的時代，已大用“客卿”，公族始終在秦國沒有抬過頭。但魯、鄭和宋國，似乎終春秋之世不曾有過（至少稀有）非公族的小封君。這個差異是進取和保守的差異的背景，也是強弱的差異的背景。畿內小封君的情形，我們所知甚少，姑置不談。列國的小封君統稱為大夫。列國的大夫多數是在國君的朝廷里任職的，其輔助國君掌理一般國政的叫作卿。卿有上下或正副之別。大國的卿至多不過六位。大夫亦有上下的等級，但其數目沒有限制。大夫的地位是世襲的，卿的地位卻照例不是世襲的，雖然也有累代為卿的巨室。大夫的家族各有特殊的氏。有以開宗大夫的官職為氏的；有以封地的首邑為氏的；若開宗大夫為國君之子，則第三世以下用開宗大夫的別字為氏。下文為敘述的便利，稱大夫的世襲的家業為“氏室”，以別于諸侯的“公室”和周王的“王室”（周制：列國的卿，有一兩位要由王朝任命，但此制實施之時間空間范圍不詳）。

    周王和大小的封君（包括諸侯）構成這封建社會的最上層，其次的一層是他們所祿養的官吏和武士，又其次的一層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庶人，最下的一層是貴家所豢養的奴隸。

    第二節　奴　隸

    關于奴隸階級的情形現在所知甚少。譬如在全國或某一地域奴隸和其他人中的比例是怎樣呢？天子、諸侯或大夫所直接役屬的奴隸各有多少呢？我們都不得而知。幸而當時周王和列國君主賞賜奴隸的數目常見于記錄。最高的記錄是晉景公（前599至前581年）以“狄臣”（狄人做奴隸的）一千家賞給他一個新立戰功的大夫荀林父。其次是齊靈公（前581至前554年）以奴隸三百五十家賞給他的一個新受封的大夫。荀林父在這次受賜之前已做過兩朝的執政，他家中原有的奴隸，至少當可以抵得過這一次的賞賜。可見是時一個大國的闊大夫所有的奴隸會在一萬人以上。

    這些奴隸的主要來源是戰爭。周初克殷和東征的大戰，不用說了，此后諸夏對異族的征討和諸侯相互的攻伐，每次在戰場內外所獲的俘虜，除了極小數有時被用來“釁鼓”（殺而取血涂鼓，以祓除不祥）或用作祭祀的犧牲外，大部分是做了勝利者的奴隸。殷亡國以后，殷人被俘虜的一定很多，但究有若干，現在不可確考（《逸周書》所載不可靠）。此后俘數之可知者：對外的例如成王二十五年伐鬼方之役俘一萬三千八十一人，又如上說賞給荀林父的“狄臣”一千家就是當時新獲的俘虜的一部分。對內的例如前484年吳國、魯國和王師伐齊，俘齊國甲車八百乘，甲士三千人。俘虜的利益有時竟成為侵伐的動機。諸侯對天子，或小國對大國時常有獻俘的典禮。諸夏國互獲的俘虜可以贖回。魯國定規贖俘之費由國庫負擔。但有被贖的幸運的恐怕只是顯貴的俘虜，而有時所費不貲。例如前611年，宋國向楚人贖那“睅其目、皤其腹”的華元，用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但這些禮物還未交到一半他就逃脫回來了）。奴隸的另一個來源是罪犯。犯罪的庶人和他的家屬被沒入貴家為奴的事雖然不見于記載，但我們知道，貴家因罪戾被廢，或因互爭被滅，其妻孥有被系或被俘而用作賞品的，其后裔有“降在皂隸”的。

    奴隸做的是什么事？第一，自然是在貴人左右服役。這一類的奴隸包括“小臣”（即侍役）、婢妾和管宮室、管車駕的仆豎；還有照例用被刖的罪犯充當的“閽人”和用被“宮”的罪犯充當的“寺人”。但這些只占小數。大部分的奴隸是被用于生產的工作。每一個貴家，自周王的以至大夫的，是一個自足的社會。谷米不用說是從采邑里來的。此外全家穿的衣服和用的東西，自家具以至車輿、兵器、樂器、祭器，多半是家中的奴隸制造的。這時代用車戰，兵車以馬駕，養馬和管廄又是奴隸的事。此外山林川澤是由貴家專利的。樵、蘇、漁、牧和煮鹽又是奴隸的事。女奴也有分配到外邊做工的；采桑養蠶的叫蠶妾，做紡織或其他女紅的叫作工妾。貴家設有一官專管工人。公室的工官普通叫作工正，唯楚國的叫作工尹。王室和公室的總工官之下還有分各業的工官：例如以現在所知，周室有所謂“陶正”者，大約是管制造陶器的；魯國有所謂“匠師’者，大約是管木工的。有專長的奴隸每被用作禮物。例如前589年，魯國向楚國求和，賂以執斫，執針、織纴各百人。又例如前562年，鄭國向晉國講和，所賂有美女和工妾共三十人，女樂二隊每隊八人。

    奴隸可以抵押買賣。西周銅器銘刻中有“贖茲五夫用百寽”的話。奴隸的生命自然由貴人隨意處置。例如晉獻公有一回思疑肉里有毒，先拿給狗試試，狗死了，再拿給小臣試試，這不幸的小臣便與那狗同其命運了。又例如獻公的兒子重耳出亡時，他的從臣們在桑下密謀把他騙離齊國，被一個蠶妾偷聽了；她回去告訴重耳的新婚夫人齊姜，齊姜恐怕妨礙公子的“四方之志”，一聲不響地便把那蠶妾殺了。在周代盛行的殉葬制度底下，奴隸也是必然的犧牲。平常以百計的殉葬者當中，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是奴隸。他們的死太輕微了，史家是不會注意的。但也有一件奴隸殉葬的故事因為有趣而被保留。晉景公的一個小臣有一朝起來很高興地告訴人，他夜夢背著晉侯登天，午間他果然背著景公但不是登天，而是“如廁”；景公本來病重，他跌落廁坑里死了，那小臣便恰好被用來殉葬。

    奴隸是以家為單位的，一個奴隸家里不論男女老幼都是奴隸。他們的地位是世襲罔替的；除了遇著例外的解放。新俘奴隸被本國贖回也許是常見的事。此外奴隸被解放的機會似乎是很少的，歷史上只保存著兩個例子。其一，前655年，晉滅虞，俘了虞大夫百里奚，后來把他用作秦穆公夫人的“媵臣”（從嫁奴隸）。他從秦逃到楚，被楚人捉住。他在虞國本來以賢能知名，秦穆公想重用他，怕楚不給，于是以贖“媵臣”為名，出五張黑羊皮的很低代價，竟把他贖回了。他因此得到“五羖大夫”的綽號。其二，前550年，晉國內亂，叛臣手下的一個大力士督戎，人人聽到他的名字就懼怕。公家有一個奴隸叫作斐豹，自薦給執政道，若把他的奴籍燒了，他便殺死督戎，執政答應了他，后來他果然把督戎殺了。

    第三節　庶　民

    我們在上文敘述奴隸的生活時，保留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奴隸和農業的關系是怎樣？換句話說，大多數農民的地位是怎樣的？關于這一方面，記載很殘缺，現在可得而說的多半是間接的推論。我們可以懸想，周期開國之初，無數戰勝的族長分批地率領子弟來到新殖民地里，把城邑占據了，田土瓜分了，做他們的侯伯大夫，他們于所占得的田土當中留出一小部分，直接派人去管理，收入完全歸他們自己，這種田便是所謂“公田”；其余大部分的田土，仍舊給原來的農夫耕種，卻責他們以粟米、布縷和力役的供奉；他們的佃耕權可以傳給子孫卻不能轉讓或出售給別人。這種田即所謂“私田”。大部分的公田當是由耕私田的農夫兼盡義務去耕種的。他們“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但也有一部分“公田”是由奴隸去耕種的。所以西周的《大克鼎》銘文里記周王賞田七區，其中有一區注明“以厥臣妾”。但由此亦可見奴隸附田的制度在西周已不很普遍了。耕私田的農夫皆是所謂“庶人”。他們的地位是比奴隸稍為高貴些；但他們的生活殊不見得比奴隸好。粟米和布縷的征收固有定額，但不會很輕；什一之稅在東周末年還是可望難即的理想。除正稅外遇著貴人家有婚嫁等喜事他們還有特別的供應。力役之征更是無限的。平常他們農隙的光陰大部分花在貴人的差使上。若貴人要起宮室、營臺榭、修宗廟或筑城郭，隨時可以把他們征調到在鞭子底下作苦工。遇著貴人要打仗，他們得供應軍需，并且供獻生命。遇著兇年饑饉，他們更不如奴隸有依靠，多半是“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西周傳下來的《七月》一首民歌描寫豳（今陜西邠縣）地農民的生活很詳細。根據這詩，可以作一個農民的起居注如下：正月把農器修理。二月開始耕種，他的妻子送飯到田里給他吃，督耕的“田畯”也笑嘻嘻地來了。同時他的女兒攜著竹筐到陌上采桑。八月他開始收獲，同時他的女兒忙著繅絲，繅好了，染成黑的、黃的，還有紅灑灑的預備織做公子的衣裳。十月獲稻，并釀制明春給貴人上壽的酒。農夫們把禾稼聚攏好，便到貴人家里做工，白天去采茅，晚上絞繩。是月酬神聚飲烹宰羔羊；大家到貴人堂上獻酒，歡呼萬歲。十一月出獵，尋覓狐貍，為著貴人的皮袍。十二月農夫們會同受軍事訓練。是月把養肥了的豬獻給貴人，又把冰鑿下，藏好，預備明年春夏天貴人需用。

    《七月》這首歌是貴人用作樂章的，自然要合貴人的口味。詩中的農夫是怎樣知足安分地過著牛馬生活。但農夫和別的庶民也有不安分的時候，假如貴人太過忽略了他們的苦痛。第一章里已經說過，周朝的第十個王，厲王，就因為久積的暴虐，被民眾驅逐出國都，失卻王位。和厲王同命運，甚至比他更不幸的封君不斷地見于記載。舉例如下：前634年，當晉、楚兩強交爭的時候，衛君因為得罪了晉國想轉而親楚。但衛國離晉較近，親楚便會時常招惹晉人的討伐。在這種當兒，首先遭殃的便是人民。他們即使幸而免于戰死，免于被俘，他們回到家中，會發現禾稼被敵人割了，樹木被砍了，廬舍被毀了，甚至井也被塞了。因此，衛君的親楚政策是和衛國人民的利益根本沖突的。他們聽到了，便大鬧起來，把衛君趕到外國去了。同類的事件有前553年蔡國的分子燮因為想背楚親晉給民眾殺了。蔡是鄰近楚的。經過這些事件的教訓，所以前577年，陳侯當外患緊急時只好把國人召齊來，征求他們的意見，來決定外交政策。因直接殘虐人民失去地位或性命的封君，為例更多。前609年，莒君因為“多行無禮于國”被他的太子率領民眾殺了。前561年，畿內的原伯，因為詳情現在不知的暴行弄到民不聊生，被民眾趕走了。前559年，另一位莒君因為喜歡玩劍，每鑄成一把劍便拿人民來試；又因為想背叛齊國，被一位大夫率領民眾趕走了。前550年，陳國的慶氏據著首都作亂，陳侯率兵來圍，慶氏督著民眾修城。是時，城是用土筑的，筑時用板夾土。督工的看見一兩塊板倒了，便把旁邊的役人殺死。于是役人暴動起來把慶氏的族長通殺了。前484年，陳大夫某，因為陳侯嫁女，替向國人征收特稅；征收的太多，用不了，他把剩下的為自己鑄了一件鐘鼎之類的“大器”。后來國人知道，便把他趕走了。他走到半路，口渴，同行的一位族人馬上把稻酒、干糧和肉脯獻上，他高興得了不得，問為什么這樣現成？答道：大器鑄成時已經預備著。

    上述厲王以后的民變，全發生在前6世紀當中和附近。這些見于記載的暴動完全是成功的，影響到貴人的地位或生命的，其他失敗而不見于記載的恐怕還有不少。這時候民眾已漸漸抬頭，許多聰明的卿大夫已認識民眾的重要，極力施恩于他們，收為己助，以強其宗，以弱公室，甚至以得君位。例如當宋昭公（前619至前611年）昏聵無道的時候，他的庶弟公子鮑卻對民眾特別講禮貌。有一回宋國大鬧饑荒，他把自己所有的谷子都借給饑民。國中七十歲以上的人他都送給食物，有時是珍異的食物。他長得很美，連他的嫡祖母襄夫人也愛上了他，極力助他施舍。后來襄夫人把昭公謀害了，他便在國人的擁戴中繼為宋君。又例如齊國當景公（前547至前490年）的時候，當公室底下的人民以勞力的三分之二歸入公室，而僅以三分之一自給衣食的時候，陳氏卻用實惠來收買人心。齊國的量器，以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十釜為鐘。陳家特制一種新量，從升到釜皆以五進，仍以十釜為鐘，借谷子給人民的時候，用新量；收還的時候，用舊量。陳家專賣的木材，在山上和在市上一樣價，專賣的魚鹽蜃蛤，在海邊和在市上一樣價。這一來民眾自然覺得陳家比公室可愛。后來陳氏毫無阻力地篡奪了齊國。此外如魯的季氏，鄭的罕氏都以同類的手段取得政權。

    上文所說參加叛變和被強家利用的民眾自然包括各種色的庶人。當中自然大部分是農人，其余當有少數商人和工人。庶人和奴隸的重要差別在前者可以私蓄財物，可以自由遷徙。但農人實際上很少移動，除了當饑荒的時候。雖然在前6世紀時人的記憶中，有“民不遷，農不移”的古禮，這似乎不是絕對的限制，禮到底與法禁有別。

    第四節　都邑與商業

    人民聚居的地方通稱曰邑。邑可分為兩大類，有城垣的和沒有城垣的。有城垣的邑又可分為三類，一是王都和國都（直至東周時，國字還是僅指國都而言）；二是畿內和列國的小封君的首邑；三是平常的城邑。周室的西都鎬京自東遷后已成為禾黍油油的廢墟，其規模不見于記載。東都洛邑（今洛陽）的城據傳說是9里（1620丈）見方，其面積為81方里，約當現在北平城之21.7%（北平城面積是今度194方里，周一里當今0.7215里，一方里當今0.52056方里）。城的外郭據傳說是27里（4860丈）見方，其所包的面積差不多是現在北平城的兩倍。列國的都城，連外郭計，以900丈（5里）見方的為平常，其面積約為今北平城的十五分之一。一直到前3世紀初，一千丈見方的城還算是不小的。但春秋末年勃興的吳國，其所造的都城卻特別大。據后漢人的記載，那箕形的大城，周圍約為今度34里，其外郭周圍約為今度50里（今北平城周約54里）。卿大夫首邑的城照例比國都小，有小至五百丈至一百丈左右見方的，那簡直和堡寨差不多了。這些小城的基址似乎到唐、宋時還有存在。唐人封演記當時“湯陰縣北有古城，周圍可三百步，其中平實。此東，頓丘、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又宋人陳師道記：“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而高半之，闊五之一，上下如之。”此二人所記很像是周人的遺跡。

    王城和列國都城的人口不詳。但我們知道春秋時大夫的封邑在一千戶上下的已算很大的了。平常國都的人口就算比這多十倍也不過一萬戶。我們從前686年內蛇與外蛇斗于鄭都南門中的故事，可知當時的國都決不是人煙稠密的地方。前660年比較細小的衛國都城被狄人攻破后，它的遺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兩邑的人口，通共也只有五千人。

    我們試看列國都城在地圖上的分布很容易發現他們的一個共同點：它們都鄰近河流，以現在所知，幾無例外。一部分固然因為交通的便利，一部分也因為河谷的土壤比較肥沃，糧食供給比較可靠。城的作用在保衛，貴人的生命和財富和祖先神主的保衛。國都的主要居住者為國君的家族和他的衛士、“百工”；在朝中做官的卿大夫和他們的衛士。大多數國家的朝廷，像王室的一般，內中主要的官吏有掌軍政的司馬，掌司法和警察的司寇，掌賦稅和徭役的司徒和掌工務（如城垣、道路、宗廟的修筑）的司空。國都里的重要建筑，有國君的宮殿、臺榭、苑囿、倉廩、府庫、諸祖廟、祀土神的社、祀谷神的稷，卿大夫的邸第和給外國的使臣居住的客館。這些建筑在城的中央，外面環著民家和墟市。墟市多半在近郭門的大道旁。郭門外有護城的小池或小河，上面的橋大約是隨時可以移動的。城郭的入口有可以升降的懸門。城門時常有人把守，夜間關閉，守門的“擊柝”通宵。貨物通過城門要納稅，這是國君的一筆大收入。

    都邑也是商業的中心。至遲在春秋下半期，一些通都里已可以看見“金玉其車，文錯其服”的富商。他們得到闊大夫所不能得到的珍寶，他們輸納小諸侯所不能輸納的賄賂。他們有時居然闖入貴族所包辦的政治舞臺。舊史保存著兩個這樣的例子：（1）前597年晉軍大將知在戰場被楚人俘了。一位鄭國的商人，在楚國做買賣的，要把他藏在絲綿中間，偷偷地運走。這計策已定好，還沒實行，楚國已把知放還。后來那位商人去到晉國，知待他只當是他救了自己一般。那商人謙遜不遑，往齊國去了。（2）前627年，秦人潛師襲鄭，行到王城和鄭商人弦高相遇。弦高探得他們的來意，便一方面假托鄭君的名義，拿四張熟牛皮和十二只牛去犒師，一方面派人向鄭國告警，秦人以為鄭國已經知道防備，只好把襲鄭的計劃取消了。這兩個故事中的商人都是鄭人。如故事所示，鄭商人的貿易范圍至少西北到了王城和晉國，東到了齊國，南到了楚國，鄭國最早的商人本是鎬京的商遺民，當鄭桓公始受封的時候，跟他們一同來到封地，幫他們斬芟蓬蒿藜藿，開辟土地的。鄭君和他們立過這樣盟誓：“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鄭當交通的中心，自東遷時便有了一群富于經驗的商人，他們又有了特定的保障，故此鄭國的商業特別發達。但這時期商人所販賣的大部分只是絲麻布帛和五谷等農產品，加上些家庭的工藝品。以傭力或奴隸支持的工業還沒有出現。

    周人的貨幣，除貝以外還有銅。西周彝器銘文中每有“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一類的記錄。也有罰罪取“金”（即銅）若干寽（字亦作鋝）的記錄。傳說周景王（前544至前521年）已開始鑄大錢。但貝和“金”似乎到春秋時還不曾大宗地、普遍地作貨幣用，一直到春秋下半期，國際間所輸大宗或小宗的賄賂還是用田土、車馬、布帛、彝器或玉器，而不聞用貝或用“金”，錢更不用說了。

    第五節　家　庭

    庶人的家庭狀況自然不會被貴人身邊的史官注意到，因此現在也無可講述。只是這時代的民歌泄露一些婚姻制度的消息：

    藝麻如之何？縱橫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少年男女直接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的自由在這時代已經被剝奪了。在樊籠中的少女只得央告她的情人：

    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甚至在悲憤中嚷著：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這種婚姻制度的背景應當是男女在社交上的隔離。詩人只管歌詠著城隅桑間的密會幽期，野外水邊的軟語雅謔，男女間的堤防至少在貴族社會當中已高高地筑起了。說一件故事為例：前506年，吳人攻入楚國都城的時候，楚王帶著兩個妹妹出走，半路遇盜，險些送了性命。幸運落在他的一個從臣鐘建身上，他把王妹季羋救出，背起來跟著楚王一路跑。后來楚王復國，要替季羋找丈夫，她謝絕，說道：處女是親近男子不得的，鐘建已背過我了。楚王會意，便把她嫁給鐘建，并且授鐘建以“樂尹”的官，大約因為他是一個音樂家。

    周初始有同姓不婚的禮制，但東周的貴族還沒有普遍遵行，庶民遵行的程度，今不可知。

    貴族家庭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是多妻。到少在周王和諸侯的婚姻里有這樣的一種奇異制度：一個未來的王后或國君夫人出嫁的時候，她的姊妹甚至侄女都要有些跟了去給新郎做姬妾，同時跟去的婢女還不少，這些遲早也是有機會去沾新主人的雨露的。陪嫁的妾婢都叫作媵。更可異的，一個國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國君依禮，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做媵。在前550年，齊國就利用這種機會把晉國的一位叛臣當作媵女的仆隸送到晉國去，興起內亂，上文提及的斐豹的解放就是這次變亂中的事。

    媵女而外，王侯還隨時可以把別的心愛的女子收在宮中。他們的姬妾之多也就可想。多妻家庭里最容易發生骨肉相殘的事件，在春秋時代真是史不絕書。舉一例如下：衛宣公（前718至前700年）和他的庶母夷姜私通，生了急子。后來急子長大，宣公給他從齊國娶了一個媳婦來，看見是很美，便收為己用，叫作宣姜。子通庶母，父奪子妻，在春秋時代并不是稀奇的事。這時代男女禮防之嚴和男女風紀之亂，恰成對照。宣公收了宣姜后，夷姜氣憤不過，上吊死了。宣姜生了兩個兒子，壽和朔。宣姜和朔在宣公面前傾陷急子，這自然是很容易成功的。宣公于是派急子出使到齊國去，同時買通一些強盜要在半路暗殺他。壽子知道這秘密，跑去告訴急子，勸他逃走。他要全孝道，執意不肯。當他起程的時候，壽子給他餞行，把他灌醉了；便取了他的旗，插在船上先行，半路被強盜殺了。急子醒來，趕上前去對強盜說：“衛君要殺的是我，干壽子甚事？”他們不客氣地又把他殺了。

    第六節　士

    有兩種事情打破封建社會的沉寂，那就是祭祀和戰爭。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二者同是被認為關系國家的生存的。先說戰爭。

    周室的分封本來是一種武裝殖民的事業。所有周朝新建的國家大都是以少數外來的貴族（包括國君、公子、公孫、卿大夫及其子孫）立在多數土著的被征服者之上。這些貴族的領主地位要靠堅強的武力來維持。而直至春秋時代，所有諸夏的國家若不是與戎狄蠻夷雜錯而居，便是與這些外族相當的接近，致時有受其侵襲的危險。再者至遲入東周以后，國際間的武裝沖突和侵略戰爭成了旦暮可遇的事。國為這三種原因，軍事成了任何國家的政治的中心，也成了貴族生活的中心。貴族一方面是行政的首腦，一方面也是軍事的首腦。農民每年于農隙講武，每逢國家打仗都有受征調的義務。此外有一班受貴族祿養著專門替貴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戰場上斗爭的主力，那叫做“士”，即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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