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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這部書的開始屬草，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二年；這部書的開始刊布，是在事變之后將近三年。

    現(xiàn)在發(fā)表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fā)展上看，或就中國史學的發(fā)展上看，都可說是恰當其時。就中國史本身的發(fā)展上看，我們正處于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zhuǎn)變關頭，正處于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造起”的局面；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蕩剜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煉，以臻于極度的精純；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體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扎以創(chuàng)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于登山，我們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回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就中國史學的發(fā)展上看，過去的十來年可算是一新紀元中的一小段落；在這十來年間，嚴格的考證的崇尚，科學的發(fā)掘的開始，湮沒的舊文獻的新發(fā)現(xiàn)，新研究范圍的墾辟，比較材料的增加和種種輸入的史觀的流播，使得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時代頓成過去；同時史界的新風氣也結(jié)了不少新的，雖然有一部分還是未成熟的果。不幸這草昧初辟的園林，突遇狂風暴雹，使得我們不得不把一個萬果累累的時代，期于不確定的將來了。文獻的淪陷，發(fā)掘地址的淪陷，重建的研究設備的簡陋和生活的動蕩，使得新的史學研究工作在戰(zhàn)時不得不暫告停滯，如其不致停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英賢，固尚有之；然而他們生產(chǎn)的效率和發(fā)表的機會不得不大受限制了。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來年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它們結(jié)集，把它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zhuǎn)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

    著手去寫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頭就碰到一個問題；以批評眼光去讀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頭就碰到同一的問題，那就是，拿什么的“筆削”做標準？顯然我們不能把全部中國史的事實，細大不捐，應有盡有地寫進去。姑勿論一個人，甚至一整個時代的史家沒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檢查的“中國史百科全書”，而不是一部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那么，難道就憑個人涉覽所及，記憶所容和興趣所之，以為去取嗎？這雖然是最便當?shù)霓k法，我懷疑過去許多寫通史的人大體上所采的不是這辦法。無怪佛祿德（froude）把歷史比于西方的綴字片，可以任隨人意，拼成他所喜歡的字。我們?nèi)羧∪魏螏追N現(xiàn)行的某國或某處通史一比較，能否認這比喻的確切嗎？但我們不能以這樣的情形為滿足。我們無法可以使幾個史家各自寫成的某國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鑄出，除是他們互相抄襲。但我們似乎應當有一種標準，可以判斷兩種對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為合當，孰為高下，這標準是什么？

    讀者于此也許會想到一個現(xiàn)成的答案：韓昌黎不早就說過“記事者必提其要”嗎？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為詳略的通史，就是選材最合當?shù)耐ㄊ贰！肮P削”的標準就在史事的重要性。但這答案只把問題藏在習熟的字眼里，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什么是史事的重要性？這問題殊不見得比前一問題更為淺易。須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并不是一種絕對的情實，擺在該事物的面上，或蘊在該事物的內(nèi)中，可以僅就該事物的本身檢察或分析而知的。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對于一特定的標準而言。什么是判別重要程度的標準呢？

    “重要”這一概念本來不只應用于史事上，但我們現(xiàn)在只談史事的重要性，只探究判別史事的重要程度的標準。“重要”一詞，無論應用于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較上，都不是“意義單純”（univocal）的；有時作一種意義，有時作別一意義；因為無論在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較上，我們判別重要程度的標準都不是唯一無二的；我們有時用這標準，有時用那標準。而標準的轉(zhuǎn)換，我們并不一定自覺。唯其如此，所以“重要”的意義甚為模糊不清。在史事的比較上，我們用以判別重要程度的可以有五種不同的標準。這五種標準并不是作者新創(chuàng)出來的，乃是過去一切通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覺地，卻從沒有嚴格地采用的。現(xiàn)在要把它們盡數(shù)列舉，并加以徹底的考驗。

    第一種標準可以叫作“新異性的標準”（standardofnovelty）。每一件歷史的事情都在時間和空間里占一特殊的位置。這可以叫作“時空位置的特殊性”。此外它容有若干品質(zhì)，或所具若干品質(zhì)的程度，為其他任何事情所無。這可以叫作“內(nèi)容的特殊性”。假如一切歷史的事情只有“時空位置的特殊性”而無“內(nèi)容的特殊性”，或其“內(nèi)容的特殊性”微少到可忽略的程度，那么，社會里根本沒有所謂“新聞”，歷史只是一種景狀的永遠持續(xù)，我們從任何一歷史的“橫剖面”可以推知其他任何歷史的“橫剖面”。一個民族的歷史假若是如此，那么，它只能有孔德所謂“社會靜力學”，而不能有他所謂“社會動力學”；那么，它根本不需有寫的歷史，它的“社會靜力學”就可以替代寫的歷史。現(xiàn)存許多原始民族的歷史雖不是完全如此，也近于如此；所以它們的歷史沒有多少可記。我們之所以需有寫的歷史，正因為我們的歷史絕不是如此，正因為我們的史事富于“內(nèi)容的特殊性”，換言之，即富于“新異性”。眾史事所具“內(nèi)容的特殊性”的程度不一，換言之，即所具“新異性”的程度不一。我們判斷史事的重要性的標準之一即是史事的“新異性”。按照這標準，史事愈新異則愈重要。這無疑地是我們有時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所采用的標準。關于這標準有五點須注意。第一，有些史事在當時富于“新異性”的，但后來甚相類似的事接疊發(fā)生，那么，在后來這類事便減去新異性；但這類事的始例并不因此就減去“新異性”。第二，一類的事情若為例甚稀，他的后例仍不失其“新異性”，雖然后例的新異程度不及始例。第三，“新異性”乃是相對于一特殊的歷史范圍而定。同一事情，對于一民族或一地域的歷史而言，與對于全人類的歷史而言，其新異的程度可以不同。例如14世紀歐洲人之應用羅盤針于航海，此事對于人類史而言的新異程度遠不如其對于歐洲史而言的新異程度。第四，“新異性”乃是相對于我們的歷史知識而言。也許有的史事本來的新異程度很低，但它的先例的存在為我們所不知。因而在我們看來，它的新異程度是很高的。所以我們對于史事的“新異性”的見解隨著我們的歷史知識的進步而改變。第五，歷史不是一盤散沙，眾史事不是分立無連的；我們不僅要注意單件的史事，并且要注意眾史事所構(gòu)成的全體；我們寫一個民族的歷史的時候，不僅要注意社會之局部的新異，并且要注意社會之全部的新異；我們不僅要注意新異程度的高下，并且要注意新異范圍的大小。“新異性”不僅有深濃的度量（intensivemagnitude），并且有“廣袤的度量”（extensivemagnitude）。設如有兩項歷史的實在，其新異性之“深濃的度量”可相頡頏，而“廣袤的度量”相懸殊，則“廣袤的度量”大者比小者更為重要。我們的理想是要顯出全社會的變化所經(jīng)諸階段和每一階段之新異的面貌和新異的精神。

    假如我們的歷史興趣完全是根于對過去的好奇心，那么，“新異性的標準”也就夠了。但事實上我們的歷史興趣不僅發(fā)自對過去的好奇心，所以我們還有別的標準。

    第二種標準可以叫作“實效的標準”（standardofpracticaleffect）。這個名詞不很妥當，姑且用之。史事所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于人群的苦樂者有大小之不同。按照這標準，史事之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于人群的苦樂愈大，則愈重要。我們之所以有這標準，因為我們的天性使得我們不僅關切于現(xiàn)在人群的苦樂，并且關切于過去人群的苦樂。我們不能設想今后史家會放棄這標準。

    第三種標準可以叫作“文化價值的標準”（standardofculturalvalues）。所謂文化價值即是真與美的價值。按照這標準，文化價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們寫思想史、文學史或美術史的時候，詳于灼見的思想而略于妄誕的思想，詳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惡劣的作品（除了用作形式的例示外），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依據(jù)這標準。假如用“新異性的標準”則灼見的思想和妄誕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惡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異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家無理由為之軒輊。哲學上真的判斷和文學美術上比較的美的判斷，現(xiàn)在尚無定論。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見仁見智之殊。又文化價值的觀念隨時代而改變，故此這標準也每隨時代而改變。

    第四種標準可以叫作“訓誨功用的標準”（standardofdidacticutility）。所謂訓誨功用有兩種意義：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敗得失的鑒戒。按照這標準，訓誨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舊日史家大抵以此標準為主要的標準。近代史家的趨勢是在理論上要把這標準放棄，雖然在事實上未必能徹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見，這標準在通史里是要被放棄的。所以要放棄它，不是因為歷史不能有訓誨的功用，也不是因為歷史的訓誨功用無注意的價值，而是因為學術分工的需要。例如歷史中的戰(zhàn)事對于戰(zhàn)略與戰(zhàn)術的教訓，可屬于軍事學的范圍；歷史人物之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可屬于應用社會心理學中的“領袖學”的范圍。

    第五種標準可以叫作“現(xiàn)狀淵源的標準”（standardofgeneticrelationwithpresentsituations）。我們的歷史興趣之一是要了解現(xiàn)狀，是要追溯現(xiàn)狀的由來，眾史事和現(xiàn)狀之“發(fā)生學的關系”（geneticrelation）有深淺之不同，至少就我們所知是如此。按照這標準，史事和現(xiàn)狀之“發(fā)生學的關系”愈深，愈有助于現(xiàn)狀的解釋則愈重要。大概的說，愈近的歷史和現(xiàn)狀的“發(fā)生學的關系”愈深，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詳近略遠為旨。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論。歷史的線索，有斷而復續(xù)的，歷史的潮流，有隱而復顯的。隨著社會當前的使命，問題和困難的改變，久被遺忘的史跡每因其與現(xiàn)狀的切合而復活于人們的心中。例如吾人今日之于墨翟、韓非、王莽、王安石與鐘相是也。

    以上的五種標準，除了第四種外，皆是今后寫通史的人所當自覺地，嚴格地，合并采用的。不過它們的應用遠不若它們的列舉的容易。由于第三種標準，對文化價值無深刻的認識的人不宜寫通史。由于第五種標準，“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寫通史。再者要輕重的權(quán)衡臻于至當，必須熟習整個歷史范圍里的事實。而就中國通史而論，這一點絕不是個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所以無論對于任何時代，沒一部中國通史能說最后的話。所以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極大的冒險。這是無可奈何的天然限制，但我們不可不知有這種限制。

    除了“筆削”的標準外，我們寫通史時還有一個同樣根本的問題。經(jīng)過以上的標準選擇出來的無數(shù)史實，并不是自然成一系統(tǒng)的。它們能否完全被組織成一系統(tǒng)？如是可能，這是什么樣的系統(tǒng)？上面說過，眾史事不是孤立無連的。到底它們間的關系是什么樣關系？同時的狀況，歷史的一“橫切片”的種種色色，容可以“一個有結(jié)構(gòu)的全體之眾部分的關系”（relationbetweenpartsofanorganizedwhole）的觀念來統(tǒng)馭，但歷史不僅是一時的靜的結(jié)構(gòu)的描寫，并且是變動的記錄。我們能否或如何把各時代各方面重要的變動的事實系統(tǒng)化？我們能否用一個或一些范疇把“動的歷史的繁雜”（changinghistoricalmanifold）統(tǒng)貫？如其能之，那個或那些范疇是什么？

    我們用來統(tǒng)貫“動的歷史的繁雜”可以有四個范疇。這四個范疇也是過去史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部分使用的。現(xiàn)在要把它們系統(tǒng)地列舉，并闡明它們間的關系。

    （甲）因果的范疇。歷史中所謂因果關系乃是特殊的個體與特殊個體間的一種關系。它并不牽涉一條因果律，并不是一條因果律下的一個例子。因為因果律的例子是可以復現(xiàn)的；而歷史的事實，因其內(nèi)容的特殊性，嚴格地說，是不能復現(xiàn)的。休謨的因果界說不適用于歷史中所謂因果關系。

    （乙）發(fā)展的范疇。就人類史而言，因果的關系是一個組織體對于另一個組織體的動作，或一個組織體對其自然環(huán)境的動作，或自然環(huán)境對一個組織體的動作（action），或一個組織中諸部分或諸方面的交互動作（interaction）。而發(fā)展則是一個組織體基于內(nèi)部的推動力而非由外鑠的變化。故此二范疇是并行不悖的。發(fā)展的范疇又包括三個小范疇。

    （1）定向的發(fā)展（teleologicaldevelopment）。所謂定向的發(fā)展者，是一種變化的歷程。其諸階段互相適應，而循一定的方向，趨一定鵠的者。這鵠的不必是預先存想的目標，也許是被趨赴于不知不覺中的。這鵠的也許不是單純的而是多元的。

    （2）演化的發(fā)展（evolutionaldevelopment）。所謂演化的發(fā)展者，是一種變化的歷程，在其所經(jīng)眾階段中，任何兩個連接的階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階段與其“將畢”的階段則劇殊。其“作始”簡而每下愈繁者謂之進化。其“作始”繁而每下愈簡者謂之退化。

    （3）矛盾的發(fā)展（dialecticaldevelopment）。所謂矛盾的發(fā)展者，是一變化的歷程，肇于一不穩(wěn)定組織體，其內(nèi)部包含矛盾的兩個元素，隨著組織體的生長，它們間的矛盾日深日顯，最后這組織體被內(nèi)部的沖突綻破而轉(zhuǎn)成一新的組織體，舊時的矛盾的元素經(jīng)改變而潛納于新的組織中。

    演化的發(fā)展與定向的發(fā)展，矛盾的發(fā)展與定向的發(fā)展，各可以是同一事情的兩方面。因為無論演化的發(fā)展或矛盾的發(fā)展，都可以冥冥中趨赴一特定的鵠的。唯演化的發(fā)展與矛盾的發(fā)展則是兩種不同的事情。

    這四個范疇各有適用的范圍，是應當兼用無遺的。我們固然可以專用一兩個范疇，即以之為選擇的標準，凡其所不能統(tǒng)貫的認為不重要而從事舍棄。但這辦法只是“削趾適履”的辦法。依作者看來，不獨任何一個或兩三個范疇不能統(tǒng)貫全部重要的史實；便四范疇兼用，也不能統(tǒng)貫全部重要的史實，更不用說全部的史實，即使僅就一個特定的歷史范圍而論。于此可以給歷史中所謂偶然下一個新解說，偶然有廣狹二義：凡史事為四范疇中某一個范疇所不能統(tǒng)貫的，對于這范疇為偶然，這偶然是狹義的偶然；凡史事為四范疇中任何范疇所不能統(tǒng)貫的，我們也說它是偶然，這偶然是廣義的偶然。歷史中不獨有狹義的偶然，也有廣義的偶然。凡本來是偶然（不管狹義或廣義的）的事，謂之本體上的偶然。凡本非偶然，而因我們的知識不足，覺其為偶然者，謂之認識上的偶然。歷史家的任務是要把歷史中認識上的偶然盡量減少。

    到此，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論和歷史哲學的綱領表白。更詳細的解說不是這里篇幅所容許。到底他的實踐和他的理論相距有多遠，愿付之讀者的判斷。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二月　昆明

    初版自序

    作者寫此書時所懸鵠的如下：（1）融會前人研究結(jié)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參入考證，不引用或采用前人敘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載錄亦力求節(jié)省；（2）選擇少數(shù)的節(jié)目為主題，給每一所選的節(jié)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這些節(jié)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為背景；（3）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并詳。至于實際成就與所懸鵠的之間，有多少距離，只好付之讀者的判斷了。

    這部書原不是作者創(chuàng)意要寫的。創(chuàng)意要他寫這部書并且給他以寫這部書的機會的是傅孟真先生和錢乙藜先生。往在昆明，黃子堅先生、孫毓棠先生曾費心謀刊印此書而未成。比來遵義，張曉峰先生主國立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為石印五百冊以廣其傳。以上諸先生，作者謹于此志謝。

    民國三十年（1941年）三月張蔭麟于貴州遵義書

    再版自序

    此書再版和初版不同的地方，除多處筆誤和刊誤的校正，數(shù)處小節(jié)的增刪外，乃是第九至第十一章的添入。第九章的上半作者自覺尚有缺點，卻不及修正，讀者諒之。

    初版的校正，幸得柳定生女士及葉文培君的助力，合于此志謝。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九月張蔭麟于貴州遵義書

    《中國史綱》獻辭

    或曰：“稽古勵文，本承平之飾；懷舊寄興，乃閑逸之娛。值陵谷之傾翻，宜儒柔之丕變。抱孤主而講《論語》，固無救于淪胥；處圍城而習《春秋》，亦奚裨于捍御？況乃巨劫所被，文物斯墜。蘭臺之守；取作胡囊；石渠之藏，踐于羯馬。趙德父之倉皇奔命，卷軸盡拋；祁幼文之慷慨捐生，縹緗蕩散。守殘缺于荒陬，望中興于來日。尼父之歸洙泗，始述麟經(jīng)；子長之在笮邛，疇稽鳳紀？勉賡弦誦，只存告朔之餼羊；宣誨文章，有類禳兇之芻狗。是則史綱之刊，毋亦可以已也？”

    對曰：“子言有見于史之華，無見于史之實；有見于史之敝，無見于史之用。若夫明國族繩繩之使命，庶無餒于任重而道艱；表先民烈烈之雄風，期有效于起衰而振懦；斯今日之所急，舍讀史而末由。唯我華胄，卓居族群；導中和之先路，立位育之人極；啟文明于榛狉，播光華于黯黮。大任既已降于斯民，大難所以鼓其蘊力。屢蠻夷而猾夏，終德義之勝殘。否臻極而泰來，貞以下而元起。斯史實所炳垂，凡國民所宜稔者也。若乃勢當危迫，志存忠節(jié)。蹈東海而死，義不帝秦；抗絕島而興，誓將恢漢；恥偷生之辱，血洗孤城；酬故主之恩，身膏敵斧；凜天地之正氣，凌日月而永耀。不有述往，何以詔今？某也摧鋒無技，深慚擇術之乖；操翰為生，爰盡激揚之力云爾。”

    原載《益世報·文史副刊》第21期，1942年12月10日

    從前講歷史的人每喜歡從“天地剖判”或“混沌初開”說起。近來講歷史的人每喜歡從星云凝結(jié)和地球形成說起。這部書卻不想拉得這么遠。也不想追溯幾百萬年以前，東亞地方若干次由大陸變成海洋，更由海洋變成大陸的經(jīng)過。也不想追溯幾十萬年以前當華北還沒有給飛沙揚塵的大風鋪上黃土層的時候，介乎猿人與人之間的“北京人”怎樣在那里生活著，后來氣候又怎樣改變，使得他們消滅或遠徙，而遺留下粗糙的石器，用火的燼跡和食余的獸骨人骨，在北平附近的周口店的地層中。也不想跟蹤此后石器文化在中國境內(nèi)的分布、傳播和進步，直至存在于公元前六七千年間具有初期農(nóng)業(yè)和精致陶器的“仰韶文化”（仰韶在河南澠池附近）所代表的階段。

    這部中國史的著眼點在社會組織的變遷，思想和文物的創(chuàng)辟，以及偉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動。這些項目要到有文字記錄傳后的時代才可得確考。

    嚴格地說，照現(xiàn)在所知，我國最初有文字記錄的時代是商朝，略當于公元前十八世紀中葉至前十二世紀中葉。本書即以商朝為出發(fā)點，然后回顧其前有傳說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實況為鑒別這些傳說的標準。

    第一節(jié)　商代文化

    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間，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陽，故此商朝又名殷朝。我們稱這二百七十多年為商朝的后期，我們所以確知商朝已有文字記錄乃因為公元1899年以來殷都遺址——即所謂殷墟——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掘。

    殷墟出土的遺物，除了大批的銅器、陶器、骨器、石器外，最引史家注意的是無數(shù)刻有文字的龜甲和獸骨（至少有十萬片以上）。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卜所用的，乃王室卜人所保存的檔案。原來商人要預測未來的吉兇，或探問鬼神的意旨，便拿一塊龜腹甲（間有用背甲的）或牛肩胛骨（間有用肋骨的），在一面加以鉆鑿，卻不令穿透，然后在鉆鑿處灼火，另一面便現(xiàn)出裂紋，這叫作“兆”。卜人看兆而斷定鬼神或一種神妙的勢力對于所問的反應。所問的事情，有時連日后的“應驗”，就刻在兆的旁邊，這可稱為卜辭。卜辭的內(nèi)容以關于祖先的祭祀的為最多，如卜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種類、用牲的數(shù)目等；有關于氣象的，如卜雨、晴、風、雪等；有關于歲收豐歉的；有關于征伐、漁獵和出行涉川之利否的；有關于疾病、胎孕和夢征的；有所謂卜旬和卜夕的，即于一旬之末卜下一旬有無災害，和于日間卜是夕有無災害的。還有別的事項這里不能盡舉。卜辭以外，甲骨文書中也有少數(shù)短短的記事，例如記頒發(fā)矛若干，某人取貝若干，某日某人入覲之類；又有田獵獲獸的記錄，刻在獸頭骨上的。甲骨文書全是商朝后期的遺物。根據(jù)甲骨文書、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遺物遺跡和后人關于商朝的記載，我們可作一商代的文化的速寫如下。

    商人是以農(nóng)業(yè)為主要的生產(chǎn)方法。農(nóng)作物有黍、稷、稻、麥、蠶桑。卜辭中“卜黍年”“貞（卜問）我受黍年”“貞其登黍”的記錄很多，而此等處的黍字從未見有用別的植物名來替代的，可知黍為商人主要的農(nóng)作物。帛、巾、幕等字和若干從糸的字的存在，證明絲織工藝的發(fā)達。有酒，以黍釀造。耕種全用人力。農(nóng)具有耒耜。原始的耒耜，蓋全以木為之。耒是一根拗曲的木棒，下端歧而為二，歧頭上安一橫木，以便腳踏。這是起土用的。耜和耒的分別是下端斜銳而不分歧，利于刺地而不利于起土，大約過于堅實的土，耒不能起便先用耜去刺松。耒當是利用樹椏做成。商人是否已用銅做耒耜的下部，不得而確知。

    漁獵和畜牧也是商人的盛大的生產(chǎn)副業(yè)。魚的種類不見于卜辭。獵品，除野豬、鹿、狼、兕、兔、雉外，還有象。商王田獵的記錄中，獲鹿有一次三百八十四頭的，獲豬有一次一百十三頭的，獲狼有一次四十一頭的。可見殷都附近的開辟程度。供食的家畜，除牛、羊、雞、豕外，還有狗。牧畜業(yè)之盛從王室祭祀用牲之多可見，每有一次用牛羊三四百頭的。馴役的動物除牛（旱牛和水牛）、馬、犬外，還有象。至遲在商朝末年，商人并且曾利用象去作戰(zhàn)。

    商人已有鑄造青銅（銅錫合金）器的工藝，鑄造工場的遺物曾在殷墟找得，有可容銅液十二三公斤的陶制煉鍋，有銅制的型范，有銅礦石，有煉渣。商人的兵器及工具大部分已用銅制，但也有一部分仍用石或骨角制。殷墟遺物中有銅制的戈頭、矛頭、瞿、箭鏃、錛、小刀、針；石制的矛頭、槍頭、箭鏃、刀、斧、粟鑿；牛角或鹿角制的矛頭、箭鏃和骨錐。骨角制的兵器也許是僅作明器用的。

    商人鑄銅技術之最高的造就，乃在王宮和宗廟里所陳列的供飲食和盛載用的種種器皿，如尊、卣（盛酒用）、爵（酌酒用）、觚（飲水器）、罍、（食器）、方彝、巨鼎（盛食物用）等等，都是具有很縟麗的花紋的。可惜寫此段時，殷墟的銅器，作者尚無緣寓目。茲根據(jù)他人參觀（民國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所陳列者）的報告，略記二器，以見一斑。一為提梁卣：器分三層，上層為一蓋，以練系于梁間，下層為卣的本體，中層擱上是一蓋，取下來卻是一觚，提梁的兩端，各有一生動的兔形的獸頭，全器周圍是細致的花紋。一為盂形的器：當中有一柱，柱頂成蓮花形，其旁四龍拱繞，兩龍銳角，兩龍鈍角，四龍相連，可以環(huán)柱為軸而旋轉(zhuǎn)，盂身和柱周圍也是細致的花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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