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與金庸先生的交往

    嚴家炎

    他總是把國家、社會、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這一大前提下才來爭取個人事業的發展。金庸先生永遠是我們尊敬的一位前輩和老師。

    一九九一年，我曾在舊金山一個華文文化中心講過兩次金庸小說，當時在座的陸鏗先生不久即在香港一家刊物上做了較詳細的報道。但那時我尚未與金庸先生見過面。

    與金庸先生真正相識，是一九九二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做三個月研究期間。那是在文化界十一二位朋友相聚的一次小型宴會上，由陸鏗先生介紹，金庸先生熱情接待了我。宴席結束時，金庸先生又約我幾天后到他的山頂道一號家中小聚。這次“小聚”倒真是一次相當酣暢的歡聚。我們從各自少年時的興趣愛好說到武俠小說，又從武俠小說聊到他的新武俠，再從金庸小說談到圍棋，又從圍棋勝負聊到頂尖國手陳祖德以及金庸先生向他學習棋藝；再從香港將要回歸聊到他參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以及一九八九年以后的辭職……總之，是我向金庸先生請教了許多問題。一直到廚師送來了下午的點心，我們的談話才告一段落。餐后，金庸先生亮出旁邊小桌上放著的三十六冊第二版金庸小說，并將它們送給我。我當然非常高興和感謝，隨后向主人告辭。金庸先生又讓他的司機駕車送我回中文大學的住處。

    第二次與金庸先生見面，記得是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的北京，那是北京大學經國務院批準，聘請金庸先生為名譽教授的儀式上。北大法律系教授同時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蕭蔚云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學院院長馮其庸，都出席了這次隆重的儀式。我在儀式上為金庸小說發表了《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的賀詞，這篇賀詞稍后發表在《明報月刊》上。金庸先生對此特意表示了感謝。

    永遠是我們的前輩和老師

    這之后，我們又在北大、大理、海寧、臺北以及科羅拉多等地的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以及在華山論劍的活動中多次見面，還一起暢游了九寨溝、峨眉山、青城山，欣賞了壯觀的錢塘潮。我每次去香港，大概也會與金庸先生見面，地點或是在他家中，或是在嘉華國際中心二十五樓他的辦公室，或是直接在太古廣場的夏宮餐館。在我記憶中，嘉華國際中心二十五樓辦公室去過多次，連他陳列在那里的書籍也都相當熟悉。尤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金庸先生辦公桌上有一付非常特別的木質斜面寫字臺板。我曾向他請教，這付寫字臺板有何用處？金庸先生相當得意地讓我猜。后來他告訴我，這是他自己設計的，寫字臺板有個可調節的斜面，能讓寫字者保持脊椎骨挺直，不致書寫時弓腰曲背。我坐到椅子上用斜面臺板試寫了幾下，果然感到身姿輕松、舒服多了。于是，金庸先生就提議要把這付寫字臺板送給我。我當然表示不能接受，因為他確實更需要。但金庸先生說，他已經七十多歲，使用不多，而且讓人再做一付也很容易。這樣，我只能向他致以誠摯感謝并接受他這份極寶貴的禮物和情意。

    金庸先生辦《明報》是以“明辨是非”“公正善良”為方針。他寫新武俠小說塑造的是郭靖和喬峰一類“為國為民”的大俠形象。金庸先生一向非常關心香港的前途，關心祖國的和平統一，關心中國的政治改革、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他總是把國家、社會、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這一大前提下才來爭取個人事業的發展。金庸先生永遠是我們尊敬的一位前輩和老師。

    原載于《明報月刊》二〇一五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