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兩晉南北朝的歷史，有一件事情應當注意的。便是：“這時候，中國的政府，差不多始終是軍閥政府。”曹魏、司馬晉，起初都是軍閥，不必論了。晉武平吳之后，便撤廢州郡兵備，原也有意于偃武修文；無如一方面又想行“封建制度”，諸王都給以兵權，就釀成了“八王之亂”。于是“中央政府解紐”，各地方的權力自然擴張起來。這時候，北方五胡的勢力日盛，解紐之后的地方政府，無論怎樣抵敵不住它。所以雖然有劉琨、王浚等幾個想竭力支持的人，也是終于滅亡。至于南方，究竟離五胡的勢力稍遠，長江一帶還能自保，就成了東晉和宋、齊、梁、陳五朝漢族逃難的地方。卻是南方的形勢，從長江下流，想要渡江而南，是很難的（長江下流的津要，是采石和京口兩處，以當時軍事上的形勢論，北軍很難飛渡，所以有“長江天塹”的話）。而荊、襄一方面，受北方的壓迫較重；荊、襄設或不保，從上游順流而下，下游也是不能自保的。所以自來立國南方的，沒有不以荊、襄為命脈。三國吳要力爭荊州，也是這個道理。因此之故，晉室東渡以后，荊、襄方面不得不屯駐重兵，以御北方（當時荊州的形勢，在事實上總較揚州為強）。晉室東渡以后，所以能立國，固然靠此；而中央政府常受荊州方面的壓迫，也是為此。在劉裕滅掉桓玄以前，這種形勢始終沒有改變。劉裕以一介武人，而盡滅掉其余的武人。論理，中央政府的權力，可以大振；然而當時雖把功臣宿將除盡，而因防御北方的緣故，外兵仍不得不重。于是芟除功臣宿將的結果，徒然弄得掌兵的都是庸才，以致對外不競；而國內則外兵既重，中央政府，仍不免受其壓迫，齊、梁、陳三朝的崛起都是如此（還有許多反叛而不曾成功的）。所以從董卓入據洛陽以后，到隋朝統一天下以前，“漢族四百年的政府，可以說全是給軍閥盤踞”（公元189—589年）。讀史的人，總說外兵不重，不能抵御異族的；所以宋朝除掉唐朝的藩鎮，就有遼、金、元之禍。這種觀察，是全然誤謬的。宋朝的滅亡是另有原因，和去藩鎮全無干涉；而且契丹的侵入，不是藩鎮引它進來的嗎？這個且待將來再論。即以東晉論，當時荊州的兵力，似乎替國家捍御一點外患；然而若不是荊、揚二州，互相猜疑，東晉恢復北方的機會就很多；桓溫沒有下流的掣肘，劉裕沒有內顧之憂，恢復北方的事業，都未嘗不可以成功。所以內外乖離，最是立國的大忌，所以軍閥對于國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這個并不是說要去兵；正因為有了驕橫的軍閥，往往只能對內，并不能對外；到國內乖離之后，就是把別國人引進來，都是在所不恤的。這個是歷朝的史事，都是如此，略為留心一點，便可以看得出。以上是就對外一方面論。就對內一方面論，軍閥政府的罪惡就更大。因為軍閥政府大抵是不知政治為何事的。所以行不出一點好政治來，而且本有的好政治，還要給它敗壞。把下文所講魏晉以后的政治制度和兩漢一比較，就可以知道了。還有一種昏淫的君主，也是軍閥政府所獨有的，崇尚文治的皇室很少。我如今且舉個齊東昏侯做個例子。

    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在宮嘗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常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晡后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閹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并是五省黃案……教黃門五六十人為騎客，又選營署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鷹犬，左右數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漸出游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是時率一月二十余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縣幔為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高障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或于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繞宛轉，周遍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疾患困篤者，悉?移之，無人?者，扶匐道側，吏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系。從騎及左右，因入富家取物，無不為盡。工商莫不廢業，樵蘇由之路斷。至于乳婦昏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為監司所問，推至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三年，殿內火……其后出游，火又燒濬儀、曜靈等十余殿，及柏寢；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余間皆盡。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章是營。”于是大起諸殿……皆幣飾以金璧。……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都下酒酤，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悉皆隳廢，又訂出雄雉頭，鶴氅白鷺缞，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幸小人，因緣為奸，科一輸十……百姓困盡，號泣道路。少府大官，凡諸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系；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廛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署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于是征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置之……紛紜往還，無復已極……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為泥，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奸毒，富人悉誣為罪，田宅貲財，莫不啟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一家見陷，禍及親鄰；又慮后患，男口必殺……（《南史·齊本紀》下）

    宋的前后廢帝，齊的郁林王，陳的后主，都是這一路人。為什么這樣淫暴的君主，專出在這個時候？原來一國的文化，絕不是普及于全社會里的各階級的。這種人，都是沉沒在社會的下層的。歷朝開國的君主，固然都是這一種人，然而得國之后，總要偃武修文，一兩傳后，就把這種性質變掉。獨有南北朝時代，它的政府始終沒改掉軍閥的性質，就自然產出這一種人。這也可見得武人當權的弊竇。

    至于北方，則當時始終在異族政府之下，而異族的君主也是極淫暴的。我如今再舉個石虎為例。

    季龍性既好獵，其后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于其上。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余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余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余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余人，為三等之弟，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于美淑。奪人婦者，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及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弟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余人，荊、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余人（《晉書·載記第六》）。

    當時北朝里這種殘暴不仁的人極多，其最甚的，就是劉聰、劉曜、苻生、赫連勃勃等。北齊的文宣帝、武成帝、后主等，雖然系出漢族，然而久已和胡人同化，也可以認他們做胡人。其中也有一派比較文明一點的，便是鮮卑慕容氏、氐苻堅和北魏孝文帝等。這個大約因各族感受漢族文化的不同而異。當時諸族之中，最淫暴的，是胡、羯；鮮卑、氐、羌，都比較文明些。這個也有個緣故。漢朝的征服異族，對于匈奴用力最多，所以當時的匈奴雖然降服，還時時存一怕它復叛的心，養之如驕子（看《前后漢書·匈奴傳》。便可知道）。至于氐、羌兩族，卻又不免凌侮它。只有鮮卑，住在塞外，和漢族的關系較疏。既不受漢族的壓迫，也不能壓迫漢族。兩族的關系，雖然也有時小小用兵，然而大體上，卻總是通商往來的一種平和關系。所以匈奴因受優待而驕；氐、羌兩族，又因受壓迫，而不能為正當的發展。只有鮮卑人，最能吸收漢族的文化。所以他們滅亡的時候，也是不同。胡、羯是暴虐不已，終于自斃的。鮮卑卻是吸收了漢族的文化，慢慢兒同化的（氐、羌人數較少，所以和別一族融合，較為容易）。北魏孝文帝的厲行改革，讀史的人都說他是失策。這種觀察，也是誤謬了的。議論他的人，不過說他是：從此以后，就同化于漢族，失掉本來雄武的特質。然而不如此，難道想永遠憑借著武力和漢族相持嗎？后來的女真、滿洲，都是實行這種政策的，然而“其效可睹”了。這個且待后來再行詳論。總而言之，以塞外游牧的民族，侵入中國，其結果，和漢族同化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只看你決心走哪一條路罷了。那么，是揀胡羯的一條路走呢？還是揀鮮卑的一條路走呢？這種道理，難道北魏孝文帝都能曉得嗎？這也未必其然，不過一種愛慕文化的心理，實在能夠教人消滅種族之見罷了。這也可見得文化是天下的公物，實在有益于平和。